资料 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

诠释与衡定
———《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
付　安,许广州
(宁夏大学中文系,宁夏银川750021)
摘　要:20世纪国内(不含港、澳、台)的《孔雀东南飞》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相关研究论文
有近400篇。此外,还有各类专著、工具书、文学史的有关论述。20世纪的《孔雀东南飞》研究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研究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1949年以前的研究者注重于作
品产生年代的探讨;1966年前的研究者着重于作品主题的分析;而1978年以后的研究者则着力于
运用新理论、新观点对作品中的人物心理、行为的深层次的开掘。总的看来,20世纪对《孔雀东南
飞》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接近于事件本来面目的趋势。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20世纪;作品主题;悲剧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编订的《玉台新咏》,距今已有1 450余年的历史。《孔雀》研究虽然没有《文选》研究之“选学”,《文心雕龙》研究之“龙学”的显赫,但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20世纪,国内的《孔雀》研究论文有近400篇,充分显示了研究队伍的强大和研究成果的丰硕。具体地说,1949年以前可称为研究的拓展期。学者们承“五四”余绪,迈着坚实的学术步伐,对《孔雀》产生年代、作品主题、疑难语句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产生了60多篇论文。五六十年代是研
究的转型期,研究者除对《孔雀》的产生年代、作品主题等继续进行讨论外,又从诗歌的阶级性、人民性等
角度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有些结论明显地偏离文本。80年代以后,《孔雀》的研究进入深化期,每年研究论文的数量都在10篇以上(1983、1984年达到20篇以上),且研究角度之新奇、研究层面之深广均非前80年所能比拟。
20世纪的《孔雀》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阵容庞大;二是成果丰硕;三是气氛活跃,新论叠出。同时,20世纪的《孔雀》研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重复研究多;次是偏激论点多;三是论据大量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孔雀》研究的全面深入。本文欲从《孔雀》的产生年代、主题、悲剧成因、人物评价、疑难语句训释等问题入手,对《孔雀》的百年研究论文予以综述性分析,供研究者参考。
一、年代的考辨
(一)六朝说　
此说之肇始者是南宋的刘克庄。[1](P6)1924年,梁启超为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北京做了题为《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的演讲,他提到,“《孔雀》向来都认为是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后来尽管他在《中国

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放弃了这一观
点,但这种说法却成了《孔雀》产生年代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此后,陆侃如、马彦祥、曹聚仁[2](P112-119)等纷纷发表意见,对梁启超表示支持。陆侃如认为,“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识(《佛本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3](P544-552)尤其是张为骐,连续有四篇文章论及这一问题,力主《孔雀》产生于六朝。“六朝说”的支持者如孙晋发、孙景梅,除坚持上述论据外,还认为“交广”一词是考证《孔雀》产生年代的里程碑。[4]王叶莉认为,称新媳妇为“新妇”,“交广”并称都是三国以后的事,所以《孔雀》最大可能产生于晋末至南朝。[5]祝宗武认为,汉末建安是军阀混战时代,而诗中却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6]黄震云则肯定《孔雀》是梁末的作品,并且认为“这首诗的第一作者很可能是悲剧产生的家庭原型的才子何点。[7]
(二)汉末建安说　
其依据是诗前小序。而这一观点的坚持又和对晋代说、六朝说的质疑、驳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20年代持此论者有胡适、古直、黄节、[8](P552-554)刘大白等。胡适认为,“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相信《孔雀》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象之谈”。[9](P559-661)刘大白说,“我以为繁钦的《定情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虽然不是纯粹的叙事诗,但毕竟也都是较长的,所以建安时发生此诗并非不可能。”[10](P99-133)尤其是古直的文章,对六朝说者提出的名物、语言等疑问进行了辨证,颇见考据功力。[11](P568-570)五六十年代,坚持汉末建安说者有游国恩、[12](P150-156)唐、[13](P157-168)余冠英、[14](P180-188)孙望、[15]王运熙、[16]徐延铭、马和顺等人。[17]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20年代胡适等人观点的延伸。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度虽有所下降,讨论文章仍时有出现。这一时期的《孔雀》研究范围有所扩大,论述角度有较大变化,取得的成就也比较明显,构成了对20年代汉末说的有力支持。
(三)晋代说　
此说以熙仲、徐复为代表。熙仲认为,“终汉代无交广称呼”,行文中不避孙皓父亲孙和的讳,且“鸡鸣”、“黄昏”等民间计时方式始见于杜预的《左传注》。徐陵编订《玉台新咏》时已不明作者,所以作者也不会是齐、梁时人,他只能是晋代人。[18]徐复则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对诗序中“汉末建安中”的说法提出怀疑。他认为诗中“兰家女”之“兰”,“君当日胜贵”之“胜贵”以及诗中屡屡出现的“新妇”、“郎

君”等
词语均非汉时语言。而这些词在晋人著作中却是习语。因此《孔雀》
只能是晋人的作品。[19]

二、主题的把握
(一)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伦理道德
50年代初,俞平伯就提出《孔雀》“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头一棒”。[20]孙殊青从强调人民性的角度出发,肯定《孔雀》“热烈地歌颂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的斗争”。[21]80年代以后,坚持这一主题的讨论文章很多,如陆坚认为,“《孔雀》是一篇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书———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22]朱思信认为,刘兰芝的形象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孔雀》“把揭露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从本质上否定了这套反动的东西”。[23]吴小如认为,《孔雀》是通过家长压迫下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24](P36-37)谭学纯认为,《孔雀》以否定的形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悲剧性地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追求。[25]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者在50年代有王汝弼,他认为,“本诗的主旨,固在废除片面的礼教,但绝不主张废除全面的礼教”。[26]60年代,李嘉言、何法周指出,焦、刘二人“衡量是非的标准,辩论的理由、依据都是封建礼教”,“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反抗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体系”。[27]80年代以后,反对此观点者较多。如赵新尉认为“从诗作中可以看出,刘兰芝是一个深通封建礼教,并且按封建礼教处事的‘规矩’女子”。因此,研究作品要从原文出发,不要给作品套上人民性、斗争性、反封建礼教等作品本身不存在的东西。[28]季寿荣认为,本诗的主旨是以儒家的“折中”思想来反对恶性膨胀的人欲对传统礼教的迫害,以此维护和加强封建礼教的统治。[29]汤斌认为,他们婚姻的本身,乃是奉行礼教的结果,于是坚持这种婚姻,就不属于反抗礼教的范畴。[30]葛崇烈也反对把反封建礼教当作《孔雀》的主题。[31]何承恩的《焦仲卿论》明白表述:“在兰芝和仲卿的心目中,反抗的对象仅仅是焦母和刘兄超过礼度的迫害行为,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反抗礼教的殊死斗争。”[32]
(二)反对封建制度
50年代游国恩提出:“作者在有意无意中,用积极或消极的手法一个个描绘出来,直接暴露焦母、刘兄等人的罪恶,间接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唐说,“《孔雀》的主题思想之所以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就因为出现在诗篇里的作者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制度”。[13]余冠英也说,“《孔雀》的伟大不在于故事哀艳,不在于篇幅长短,也不仅仅在于文

字优美,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人们的反抗。”[14]80年代以后。王汝弼对此观
点提出修正,他认为,诗歌“准确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关系;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33](P152-169)但吴惠娟认为,诗中的反抗就其实质来说,“反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对现存制度还是承认它的合理性”。[34]
(三)歌颂爱情
这一主题和前两说是紧密联系的,它们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区别在于语词位置的更换。罗竹风认为,《孔雀》的主题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35]王运熙认为:长诗“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高尚品德”。[16]80年代以后,坚持这一看法的有黄庆华、[36]乐承忠、[37]王运熙等。李明吉力认为,《孔雀》是一个“重返伊甸园神话的缩影”,由东而南飞,“它在神话的世界里,暗示着焦刘二人脱离人世英雄步入神明仙境之后重新团聚,重获幸福的美丽”。[38]师文古在50年代就反对将爱情列入《孔雀》主题,他认为把此诗的主题看作“歌颂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爱情追求”是不恰当的,但他承认爱情在诗中的地位。林怀宇认为:“人们几乎想当然地把刘兰芝与焦仲卿看作是一对自始至终、忠贞不渝的夫妻,其实这是阅读上的盲点”。[39]王富仁的《主题的重建》更对爱情说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怎能会建立起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爱情呢?”刘兰芝充其量只能严守妇德,尽义务。焦仲卿对妻子是满意、同情的,“但这基本上还不是爱的感情,而是一种维持比较满意婚姻形式的努力。”“他们有婚姻而没有爱情。”据此,王富仁认为,《孔雀》的主题首先是一个人生的主题,是人的生与死的主题,是人物命运的主题。[40]此外还有潘啸龙的多主题说。《孔雀》出现人物较多,结构上又是“双线推进”,虽情节不复杂,但“蕴涵的意义却并不单一,其所触及的社会课题,自也带有多重性。”因此,不能用单一的主题去概括它。[41]

三、悲剧探源
(一)无子
《孔雀》中未出现与此种观点相关的字句,论者多以“揆情”为出发点,认为无子乃是客观事实。如赵新尉认为“他们在婚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兰芝却没有生育过一个孩子”,这应是焦母和兰芝的真正矛盾所在。焦母提出为焦仲卿再娶东家女也“正是从焦家衍繁后代这一点着想的”。[28]赞成此说者有田禾、郭利群、许兵等。[42-44]
(二)越礼和对家长制的反叛
50年代唐、孙殊青即持此说。唐认为,焦母不喜欢兰

芝,因为兰芝不能满足她的统治欲。孙殊青从人物形象分析入手,认为兰芝和焦母矛盾的根源是兰芝那种与妥协空气不能相容的坚贞不屈的反抗性。二人的矛盾实
质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本质力量尖锐的悲剧冲突”。80年代坚持此说者如温安仁。[45]潘朝录、车光斌认为,焦母、刘兄所体现的封建家长意识是主人公悲剧产生原因的重要方面;从被压迫的角度看,兰芝与仲卿所具有的对封建家长意识的反叛精神是他们悲剧产生原因的另一重要方面。[46]吴常鑫认为,“封建礼教所宣扬的婆媳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封建礼教是焦母驱遣刘兰芝的罪恶根源。[47]
(三)爱情
五六十年代只有师文古从这一角度去分析,他认为《孔雀》的主要矛盾就是焦仲卿为了维护既得的爱情生活与破坏他们这种生活的封建家长的矛盾。80年代以后,持此说者日多。吴惠娟认为“爱情实质上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对立物”。汤斌认为,焦刘的悲剧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婆媳关系。焦母“对焦仲卿有强烈的母爱,而这种母爱是排他的,包括自己的儿媳妇”。“在焦母的寡妇心态背后,有性嫉妒、性虐待的行为在内”。[29]赵谦益认为焦母不能容忍儿子、儿媳之间的那种“真挚热烈的爱情”,刘兰芝被驱遣的原因即爱与被爱。[48]杨宁宁“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焦母和兰芝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情感分割与争夺问题,具体就是焦仲卿将自己的爱分割不匀,引起二人的争夺”。其结果必然是一场人间悲剧。[49]
(四)门第观念
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黄节(晦闻)语,“‘贵’谓大家子,宦台阁;贱谓妇也。贵贱相悬,遣妇不为薄情”。余冠英、唐就认为,焦母谓仲卿“汝是大家子”,兰芝自谓“生小出野里”,这些语言印证起,似乎焦刘两家门第稍有不同(不是阶级不同)。焦母对兰芝憎恶之外又有轻视,这大约也是造成矛盾的原因之一。80年代以后,此说似有扩大之势。如陈庆荣说焦刘两家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50]陈祖美认为,焦母对兰芝“久怀愤”的理由一是她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另一个理由是兰芝自己也认为“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都表明贫富等级对他们的毒害,可以说兰芝的被遣,和门第不是没有关系”。[51](P212-223)90年代末,《孔雀》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赵红娟的《〈孔雀东南飞〉中家庭悲剧的心理析解》就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分析悲剧成因的。“焦刘两家都父亲早亡,焦母和仲卿之间存在着极深的‘恋子’与‘恋母’情结”,“前者是造成婆媳不和的最主要因素”,刘兰芝刚烈的性格“客观上也有激化婆媳矛盾的消极作用”。[52]

汤斌认为焦母对儿子的“母爱”有极端的自私性和排他性,刘兰芝又是“一位果断而有胆识的女中豪杰”。“从人类发展过程来看,却是父系家庭中不同性氏的母党争夺家庭内部统治权的斗争的表现。”而
刘兰芝的性格和王熙凤属同一类型。[30]

四、性格的褒贬
(一)刘刚焦弱
五六十年代的论者普遍持这一论点。唐认为,“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富,自己又在太守府里做吏”,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拘谨懦弱的性格”,而兰芝却是“普通家庭里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在她的善良、温顺中有一种“反抗意味的刚性———被压迫阶级自觉意识的原始形态”。80年代以来,这种论调仍在发展。如陆坚、齐世昌、徐应等人都坚持了这种说法。[53]杨宁宁还认为焦缺乏独立的个人意志,对母亲有极强的依赖心理,是一个生性懦弱、胆小自悲、谨慎怕事、敏感多疑的人。[49]
(二)否定焦的软弱
50年代就有高度评价焦的反抗的文章出现,如孙殊青就认为,“焦仲卿的性格,积极反抗的一面始终都占主导地位。在他性格中虽含有一些消极的成分。但这不是主要的东西”。[21]李嘉言认为,“从作品表现焦仲卿的完整形象上看,我并不觉着他的性格懦弱。他同刘兰芝都是作品中的正面形象,都是始终不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可贵人物”。针对一些文章中对焦仲卿性格的矛盾评价,李嘉言认为,“如说焦仲卿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态度始终是坚定的。接着又予以否定,如说他斗争之初不够坚强等等,这种说法有矛盾,使人不易理解”。[54]80年代以来,焦仲卿在研究者眼里变得坚强起来,吴常鑫分析了一些指责焦软弱的文章,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各人的具体情况虽有别,反抗礼教、封建家长制的方式也各有异,但他们反抗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同样的,反抗的意志同样是坚强的。所以说焦仲卿的性格软弱,是不合情理的”。[47]何承恩则根本不承认焦仲卿性格有什么逐步转变,“他一出场就是坚决地反对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一出场就是坚决地站在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刘兰芝一边。”他背叛了孝道,“做了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反抗”,所以,“焦仲卿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男性人物形象”,“其典型意义应在刘兰芝之上”。[32]刘玉玺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具有同样的勇气和意志,焦仲卿的一些看似妥协退让的斗争行为,“实际上是策略方式的从长计议”。[55]8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法的运用,使《孔雀》的人物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一些文章还对诗歌的末尾两家所表现出的“痛悔”给予了有限的肯定,认为是双方家长

“悔悟”的表现。

五、疑难语句的诠解
(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及宋本《玉台新咏》均无中间两句。刘大白说:“至于‘小姑始扶床’和‘共事二三
年’的矛盾,前人早已怀疑”。刘引
冯默庵的说法,认为此是“后人妄添”,他主张“扶床的年龄也不必十分
的幼稚;十岁左右也可以说是扶床”,二三年也可理解为“六年”。[56](P99-112)而闻一多怀疑四句均为后人所添补,而《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只删了中间的两句,“仍嫌语意突兀”。[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解释两句为:“言二三年前小姑已经长成,现在更大了,可以代我侍奉公姥了”,“但二三年间由扶床而长成,未免太快,于事理又不合。”故余冠英推测,“或本篇无这四句,是后人所添。”傅庚生认为“从四句为好”,如删除中间两句或全删,“都有美中不足或文义不足的缺陷”,“必非原作之真”。[58]余冠英认为,“从本子先后情况来看,只能认为作两句的本子合于‘原作之真’,作四句的是明朝的改本”。对闻一多的四句均为后添的说法,余冠英认为是“全凭臆测”,改变了自己《乐府诗选》中的说法。[59](P182-189)
(二)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
一是对主语和“丞”的理解。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遣“丞”的主语是县令,“丞”是县丞,“请”是因事请命太守,“还”是丞还县。可译为:“媒人离刘家不久,县令又派县丞到郡府请求太守一事(非婚事)回
来。”林庚、冯沅君之《中国历代诗歌选》、程千帆、沈祖之《古诗今选》、辛志贤之《汉魏南北朝诗注》俱因之。朱东润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认为,“遣”的主语是郡太守,丞是郡丞,这句话的意思是:太守又派郡丞到刘家来说亲。王汝弼也持此说。
二是对“兰家女”的理解。闻一多、余冠英、吴小如、刘崇德[60]和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都认为是
刘家之外的另外一家。朱东润、程千帆、辛志贤等则认为是“兰芝女”之别称。“世代有宦官”也是郡丞恭
维刘家的套话。王彦坤认为,“兰家女”于诗殊不可解,必非原文,“此处实无误字,唯有倒文,其原文盖为
‘说家有兰女’”,“兰女”就是“好姑娘”。[61]萧涤非认为是“兰芝姑娘”的意思;[62]徐复同意闻一多等的意见,但他认为“兰”是“某”的意思,“兰家女”就是某家女,是兰芝之外的另一家。[19]
三是不同的标点方式。余

冠英《乐府诗选》标点为:媒……,寻……。说“有兰家女,承……”,云有“第五郎,娇……,遣……,主……。”直说“太守家,有……,既……,故……。”第一引号里的话是县丞之语;第二引号是县丞告诉县令之语;第三引号是到刘家替太守家做媒的县丞的话。林庚、冯沅君认为“云有”句
到“主簿”句应是县丞一个人复述太守的话,“直说”之后是主簿所通语言。朱东润标点为:说有“‘兰家女,承……,云……,娇……,遣……’主……。”直说“太守家,有……,既……,故……。”两次说话的主语都是郡
丞。程千帆标点为:说有“兰家女,承……。”云有“第五郎,娇……。”遣……,主……。直说“太守家,有
……,既……,故……”。主语分别是县丞和主簿,太守希望婚事成功,除了请县丞做媒以外,又请主簿来传话。
王焕镳则认为此处有错字。“寻遣”句之“寻”是“太守”二字之误,这样一来,势必下句首字移上句的末尾,而“还”又是韵脚,必在句末,遂使“请还”连文,无可诠解。“请”字既已移上句,抄录者又误兰芝为兰家,遂臆增一“女”字,“兰”字是“某”之误。[63]王彦坤不同意这种改法,认为“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似不宜臆改太多,”“寻”为“守”字形讹,这样一来,此段无主语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说”、“云”、“直说”的主语应该是一致的,它只能从“守遣丞请还”一句中去寻找。“显然,这个主语只能是丞”。“说”、“云”、“直说”后边的话都是丞“请还”时说出来的。[61]

六、作者、文体的探讨和影响研究
《孔雀》流传近1 800年,虽然有古诗、乐府的不同称呼,但对其文体多未加怀疑。虽有不少人承认《孔雀》一诗流传过程中文人的创作参与,但对这一问题缺少认真、积极的研究。把《孔雀》当做文人诗来论述的也不乏其人。王守雪认为,“时人”是什么样的人?应是事发地区之内悉知此事的人,是事发地区的说唱艺人,非上层徒听传闻之人。“但如此鸿篇巨制,简单地视为街陌杂讴亦大谬不然”。[64]王绪霞认为,《孔雀》应该是汉魏时的文人古诗。因为它与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且未收入官家的乐府谱曲。[65]但叶桂桐却认为《孔雀》是文人赋而不是诗。《孔雀》完全是“既不同于一般五言诗,又不同于大赋,也不同于乐府民歌的新长篇叙事体”。[66]对于《孔雀》的影响研究,值得一提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王人恩的《〈戏作焦仲卿诗补〉与〈孔雀东南飞〉比较研究》,[67]另一篇是朱伟华的《〈孔雀东南飞〉:从古代到现代,从诗到剧———一个典型文学现象的剖析》。[68]王人恩认为,陈祚明的《

戏作焦仲卿诗补》中的“焦仲卿之性格刻划较之《孔雀》的刻划显然要鲜明得多”,“语言可谓真得汉乐府民歌之精髓”,“在不少地方超越了《孔雀》”。朱伟华则从20年代对《孔雀》的戏剧化改造入手,认为《孔雀》之所以能由边缘进入中心,乃是它应和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五四以后的新史识照亮了旧史料,是时代精神的
最佳阐释。
20世纪的《孔雀》研究所呈现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的趋势,虽然原因较为复杂,但主要因素是作品本身的价值。世纪末,新方法的运用使《孔雀》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有一些文章带有明显的食西不化的弊病,对文本的阅读存在一定的偏差。我们期待新世纪《孔雀》研究的新突破。

[1]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曹聚仁.白屋说诗·致刘大白信[C]·北京:中国书店,1936.
[3]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J]·国学月报,3期.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孙晋发,孙景梅.《孔雀东南飞》序质疑[J]·学习与探索,1979,(4):112-121.
[5]王刘莉.《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吗? [J]·江汉大学学报,1989,(2):84.
[6]祝宗武.《孔雀东南飞》成诗年代刍议[J]·宜春师专学报,1993,(6):24-25.
[7]黄震云.《孔雀东南飞》悲剧的文化价值关系辨析[J]·徐州师院学报,1991,(3):21-24.
[8]黄节.《孔雀东南飞》之探讨[J]·学灯,1925,(57).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胡适.《孔雀东南飞》的年代[J]·跋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J]·分见现代评论,6卷149期、7卷165期.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刘大白.白屋说诗·《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C]·北京:中国书店,1936.
[11]古直.汉诗研究·《焦仲卿妻》辩证·“青庐不始于北朝,龙子幡亦为汉制”条[A]·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游国恩.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A]·乐府诗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3]唐.谈故事诗《孔雀东南飞》[A]·乐府诗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4]余冠英·介绍《孔雀东南飞》[A]·乐府诗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5]孙望.从《孔雀东南飞》的地理背景谈《孔雀东南飞》[N]·光明日报,1954-09-07(4).
[16]王运熙.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年代思想艺术及其他问题[J]·语文教学,1956,(12):8.
[17]徐延铭、马和顺.对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的商榷[J]·学术月刊,1958,(12):9.
[18]熙仲.《孔雀东南飞》是何时写定的[N]·光明日报,1954-09-

07(4).
[19]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J]·学术月刊,1958,(2):78-84.
[20]俞平伯.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N]·光明日报,1950-04-16(4).
[21]孙殊青.论《孔雀东南飞》的人民性和艺术性[J]·新建设,1955,(11):58.
[22]陆坚.《孔雀东南飞》的反封建主题[J]·语文战线,1980,(10):24-27.
[23]朱思信.刘兰芝形象的典型意义[J]·新疆大学学报,1981,(1):78.
[24]吴小
如.古典诗文述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25]谭学纯.双璧———显示着人性美的真谛[J]·名作欣赏,1985,(6):87-90.
[26]王汝弼.《孔雀东南飞》一诗的人物及其思想[N]·光明日报,1950-04-26(4).
[27]李嘉言,何法周.《孔雀东南飞》描写的主要矛盾是什么[N]·光明日报,1965-08-15(4).
[28]赵新尉.新探刘兰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1):115.
[29]季寿荣.《孔雀东南飞》主旨新探[J]·华东师大学报,
1991,(2):83-88.
[30]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J]·文学遗产,1989,(6):48-55.
[31]葛崇烈.《孔雀东南飞》反封建礼教说质疑[J]·扬州大学学报,1998,(3):34-37.
[32]何承恩.焦仲卿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5):102-110.
[33]王汝弼.乐府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34]吴惠娟.论叛逆女性形象[J]·北方论丛,1984,(1):68-75.
[35]罗竹风.论《孔雀东南飞》[J]·语文教学,1956,(12):4.
[36]黄庆华.《孔雀东南飞》琐谈[J]·中学语文教学,1981,(9):29-30.
[37]乐承忠.谈《孔雀东南飞》[J]·东海,1984,(6):70-71.
[38]李明吉力·《孔雀东南飞》神话考[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1):79-81.
[39]林怀宇.无情、生情、殉情———刘兰芝心路里程解读[J]·名作欣赏.1999,(6):85-87.
[40]王富仁·主题的重建[J]·名作欣赏,1992,(4):15-25.
[41]潘啸龙.《孔雀东南飞》主题、人物争议论略[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1):97-106.
[42]田禾.“焦母遣归刘兰芝”新探[J]·语文教学通讯,1987,(6):14.
[43]郭例群.杀人何必恶婆婆? [J]·文史知识,1989,(5):106-107.
[44]许兵.《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再探[J]·文学遗产,1990,(2):134.
[45]温安仁.为什么被遣归? [J]·教学研究,1985,(5):18.
[46]潘朝录,车兴斌·也谈焦仲卿与刘兰芝悲剧的成因[J]·文史知识,1990,(6):123-127.
[47]吴常鑫.刘兰芝被遣和焦仲卿性格质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2):21-26.
[48]赵谦益.也谈焦母、刘兰芝婆媳矛盾的原因[J]·中学语文,1987,(1):22-23.
[49]杨宁宁.《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原因探析[J]·思想战线,1998,(2):32-34.
[50]陈庆荣,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是“交易”吗? [J]·语文教学研究,1988,(9):33.
[51]陈祖美·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2]赵红娟·

《孔雀东南飞》中家庭悲剧的心理析解[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2):108-112.
[53]徐应,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婀娜多姿,哀婉动人———谈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1,(1):81.
[54]李嘉言·焦仲卿的性格懦弱吗?———兼及如何评价古典作品的问题[N]·文汇报,1961-12-17(3).
[55]刘玉玺.从“孝爱双全”到“不孝之子”———《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形象新探[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8,(2)
:52-
55.
[56]刘大白.白屋说诗·致马彦祥的信[C]·北京:中国书店,1936.
[5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乐府诗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
[58]傅庚生.《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J]·文学评论,1961,(1):12-14.
[59]余冠英.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J]·文学评论,1961,(2)收入作者《古文学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7.
[60]刘崇德·汉魏六朝诗文精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1]王彦坤.对《孔雀东南飞》一段文字的梳理[J]·暨南学报,1993,(3):130-137.
[62]萧涤非.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疑难问题的管见[N]·文汇报,1962-03-21(3).
[63]王焕镳.试释《孔雀东南飞》中“媒人去数日”一节[J]·杭州大学学报,1963,(2):25-27.
[64]王守雪.东汉乐府诗歌的变异[J]·殷都学刊,1994,(4):54-58.
[65]王绪霞.是乐府民歌,还是文人古诗———《孔雀东南飞》辩难[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2):62-65.
[66]叶桂桐.论《孔雀东南飞》为文人赋[J]·中国韵文学刊,2000,(2):8-15.
[67]王人恩·《戏作焦仲卿诗补》与《孔雀东南飞》比较研究[J]·社科纵横,1998,(6):42-45.
[68]朱伟华·《孔雀东南飞》:从古代到现代,从诗到剧———一个典型文学现象的剖析[J]·文学评论,2000,(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