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理解佛教

如何认识和理解佛教学诚法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香港佛教文化产业荣誉顾问、《法音》主编、《福建佛教》主编等职务。

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

郑筱筠，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郑筱筠：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之后，逐渐向外传播，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的世界性宗教。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佛教的信徒主要分布在亚洲，而中国也可以说是佛教徒最多的国家。

佛教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与文化对佛教的融汇与改造也有近二千年历史。

佛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佛教同样面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人对于佛教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而对佛教有些不正确的认识。

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佛教成为大家迫切关心的重要问题。

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四龙教授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深度对话。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点睛，300字概括，什么是佛教？或者说“佛教是什么”？这是一个难题，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佛教”的定义。

查诸辞海和辞典，不同的辞典有不同的解释。

例如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里对于“佛教”的解释是：“（术语）佛之教法也”。

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辞汇》这样解释“佛教”：“1、佛对世人的训示。

教即训示之义。

2、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主张慈悲平等，在后汉明帝时，由西域传入中国，今盛行于世界各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仅仅指出“佛教（Buddhism），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

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而《宗教大辞典》（1981年版）的“佛教”词条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

是当时反婆罗门思潮之一。

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

‘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

‘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

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做‘涅槃’或‘解脱’。

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圣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

”如果对以上各辞典的“佛教”词条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几乎没有相同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的，最初是反对婆罗门的沙门思潮。

其主张种姓平等，并关注现实人生的苦难和烦恼，发展了古印度的因果报应和轮回理论，提出了对治人生烦恼的方便法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乃至博大精深的教理、教义理论体系和修行实践体系。

学诚：佛教是什么？用最简单而本质的话语来形容，便是“生命的良药”。

如果人的身体没有病痛，我们不需要去求医问药；同样地，如果人类的精神没有痛苦、心灵没有迷茫，历史的进程中没有不断重复上演的悲剧，佛教对于人类便失去了意义。

释迦牟尼佛从太子的身份转而去修道证悟，其因缘正来自于四门出游时看到的老、病、死苦。

正是人类普遍而难以解决的痛苦催生了佛教，从佛陀到后来历代的高僧大德，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觉悟生命的真相，以智慧的观照、无我的慈悲来超越世间的痛苦，并帮助所有人从根本上去认识和解脱痛苦。

只要人类尚未到达彻底止息痛苦的那一天，佛教及其践行者就会像灯火一样代代相传。

李四龙：在佛教经典里，“佛教”主要是指“佛语”，也就是佛陀的教导。

大家常用“七佛通诫偈”概括佛陀的思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谓佛教”。

佛教主张扬善去恶、劝人为善，强调佛门戒律的重要性。

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最主要的是在发挥劝善的社会教化功能。

不过，我们就此还要理解佛教所说的善恶观。

《金刚经》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善、恶都是缘起法，互为条件，本性是空。

这种说法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要求“自净其意”。

后来，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主张“无是非，无取舍”，不要突出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因此“持平常心，做本分事”，这句话也能说明“什么是佛教”。

郑筱筠：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不断建构、变化、再建构的累积过程。

各大宗教也不例外，佛教是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佛教，而佛教的发展、传播和变化也影响了历史进程。

事实上，佛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

从佛教发展史的时间维度这一线性发展层面来看，原始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而部派佛教在佛灭后一百年左右出现，在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大乘佛教，在8世纪时期密宗产生。

从佛教传播的途径和路线来看，佛教史的发展显然要复杂得多。

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据记载阿育王曾经派出多批僧团向外传播佛教，使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

整体而言，就其传播路线和方向而言，主要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从印度向北传播的，称之为北传佛教，主要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经由西域到达中原一带，在中国得到成熟地发展后，向东传播到韩国、日本，向南传播到越南；同时，在唐朝时期传入西藏，逐渐形成中国的藏传佛教体系。

因此，一般说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属于北传佛教。

而从印度向南传播的就属于南传佛教，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带。

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经由斯里兰卡，传播到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部等地区，逐渐形成为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

这说明佛教体系是不断在完善和发展的。

在历史长河中，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不仅仅在亚洲的影响大，20世纪后又在欧美地区得到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李四龙：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

从此，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神灵谱系的建构，还是民间宗教、风俗习惯的演化，佛教在塑造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发展了中国的心性理论、审美情趣，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园林建筑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我们很难想象南北朝时期会涌现出那么多的道教经典；如果没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的兴起，同样难以想象会有宋明理学、全真教的形成。

中国佛教所推崇的中道、圆融思想，事事无碍、触事即真的理想境界，潜移默化之间影响到中国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人生意趣。

佛教的中观学、唯识学，充实了中国心性论的哲学基础。

各种各样的禅修法门，直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方法。

在儒释道的三教关系里，从南宋开始，人们就概括出“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说法。

佛教被认为能治疗最根本的疾病。

张商英说，“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

学诚：生命的痛苦相状及原因既有其普遍性、共通性（佛教的四圣谛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自我执著及由此引发的贪嗔痴烦恼，由烦恼而造业，由业力而引发更大的烦恼，如此辗转轮回），又有个体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时代差异。

本质上“一味”的佛法又会因时空因缘的变迁，在不断被传播、阐释和体证的过程中，衍生出各具文化属性和时代特征的多种样貌。

比如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八大宗派，都是印度佛教在丰富多元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充分互动、融合与演化的结果。

反过来，佛教思想又不断更新、改造和丰富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在每一次历史的转折时期，佛教都成为一些先觉者反思既有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宝库与灵感源泉。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被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容纳的问题。

从汉代黄老之学，到魏晋玄学，佛教的传译者巧妙地将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哲学的名言体系，不仅顺畅地解决了“落地生根”的问题，而且为中国思想传统输入了超越和来世的价值性向，在汉代经学儒术已不足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时候，佛教的到来助推了思辨活跃的学术风气，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比如史称“格义”的译经手法（借用道家词汇译解佛经），不仅能够迅速适应本土文化，而且起到了令人容易生信的作用；而东晋时般若学的发达，实则与玄学盛行的思想背景有关。

中国佛教真正实现本土化是在唐代，其理论标志是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出现，而在制度方面则是由“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带来的丛林制度。

经过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长期教证积淀，佛教思想的主要核心理论，如般若、中观、唯识，佛教修证的一般方式，如戒定慧、闻思修，不仅更为系统完整地显示出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深入地内化于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之中。

唐代的八宗并弘，是中国的祖师大德对于大乘佛法的创造性理解与总结，其依据不仅是对佛法理论的融会贯通，更有祖师们深厚的修证功夫和深刻的生命体验。

这些宗派综合了南北朝各家学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五时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圣净二门”等判教方法，开创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统的修学体系。

比如天台宗的六即行位说，华严宗的六相十玄门，禅宗对心性的重视和体证，不仅对印度佛教是一种创造性发展，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结构，为中华文化赋予了中道圆融的世界观和以心性为本的认识论。

至此，中国佛教从借助黄老、会通玄学等与主流文化的适应磨合中脱颖而出，建立起富于鲜明本土特色的宗派佛教。

禅宗即心即佛的当下觉悟，“不离世间觉”的修行方式，既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提纯、简化，也是对中国平民文化的呼应和回归，以至钱穆有这样的评价：“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

因其彻底的本土化，故禅宗思想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对汉传佛教的创造性发展，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明理学即是对禅宗心性论借鉴融合的结果，道教也因此从追求长生的“外丹”转为注重内省的“内丹”。

正如钱穆所说：“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国史大纲》引论）。

由此可见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对于既有文化系统的拓展、深化与发明。

至明末四大师（莲池、憨山、紫柏、蕅益），则更着眼于宗派融合和三教融和，致力融汇各宗思想，博采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汇归一佛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