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民俗文化解读

《走西口》的民俗文化解读

摘要：从《走西口》中所反映出来的众多民俗现象可以看出，艺术作品和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俗文化，是指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和传承性和变异性。民俗文化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文化。

《走西口》讲述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山西祁县大户田家，因为家庭变故和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走西口”的传奇故事，故事以田青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其中穿插了刘一刀、豆花、梁满囤、田耀祖等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坎坷的经历，塑造了在走西口的历史现象中山西人的品格，强调了他们“义重于利”的善良为人。这是一部走西口的人们用血泪、坚韧、诚信、勇往直前写就的历史缩影，更是一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顽强拼搏的雄浑激昂的赞美诗故事以田青之父田耀祖的嗜赌败家开篇，接踵而来是连年大旱，粮食无收，母亲淑贞带着田青和两个姐姐艰难的生活，这使田青从小就立志重振家业。随着他们的渐渐长大，田青与梁满囤一起也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途中他们意外被土匪绑票，还成为了土匪中间的一员。在历经无数挫折之后，田青终于赎回了大宅，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商之路。但是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田青破产，接连不断的变故让田青深切地认识到，不把侵略者赶出去，生意也做不成。田青于是带着儿子重新走了西口，投奔大青山游击队。在《走西口》这部戏中，唱词反映了众多的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

一、走西口的习俗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走场子”或“跑口外”，开始指的是旧时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贫苦农民、手工艺人、商贩以及一些逃避兵役和官司的人道内蒙古西部谋生的社会现象，走西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所涉及的地区包括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五县，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是、横山、靖边、定边六县，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河曲，保德地区的走西口，当地民歌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真实反映了当年人们为生活所迫，西出口外的悲惨生活。清朝“绿营军”驻防内蒙古草原实行“开边制”（即招募汉人开垦田地）的政策以来，走西口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逐渐成一种“走西口”形式，当地的许多地方针对这一习俗都有记载，如《河曲县志》：“河邑山多地少......或付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可见，走西口这一活动经历过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演变，已由最初的突发的偶然的一次行动，逐渐变成一种多发性的必然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在不断的积累中，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民俗事象，这一事像不停的反复出现，多次经历，慢慢的变成一种习俗惯例这一习俗现象“经由人传送又由人接受，在互相交流民俗信息中民俗又作用于人，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民俗人”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为生活所迫的人们把走西口看做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走西口以后生活的改变，甚至发家致富，让众多的被生活所迫的未走西口的人跃跃欲试，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走西口的人，走西口的人们，按照民俗约定俗成的原则，扮演走西口民者的民俗角色，把走西口这一民俗现象一个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走西口也成了相关地区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一种风俗习惯。

二、行旅习俗

《走西口》称行旅外出为“出门”，“行路子”。晋中、晋北买卖人多，手艺人多，出门的也便多了。而且路子很野，很多人把生意做到了大库仑——蒙古的乌兰巴托。人们把这些行旅叫做走草地。晋南人的家乡意识就比较强，至多下潼关进西安走个十天半月的，因为毕竟“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除非生计所迫，那行旅的欲望远远抵不上家庭中温馨和美的诱惑。过去平川穷人多，山区路不平，行人安步当车是普遍现象，至多骑个毛驴。如果是举家出动，也是女人娃娃坐上，男人们赶着。坐轿子，坐洋车，是富人的事，一般人有钱也不敢坐，因为与身份不符、舆论不饶。出个近门尚且千叮咛万嘱咐，出趟远门更是泪洒襟袖、牵肠挂肚，因此我们可以说：行旅风俗是用艰辛的步履和痛苦的泪花写成的。《走西口》中人们出门离乡背井，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所以靠占卜算卦来确定行日和方向，看黄历测日子择吉日上路。走远门必搭伴而行。有的地方出门前要穿红腰子，为逼邪气保平安。临行前在天地神前烧香跪拜、祈求神灵保佑，并在行前拜见家族各位长辈为“道别”，长辈们必安抚吉言吉语或资助点盘缠之类。行者上路前有的要先到五道神庙去烧香上祭。旅行途中路遇过道之蛇，绕其而过，决不伤害。在晋北风俗中，蛇为土神，不得伤害。夜行忌走坟地，怕跟上“野鬼”。途中问路要先施礼，加称谓问路，所谓“见人不施礼，多走十五里”。路中见帽子不拣，谓之“愁帽”，是头沉的事情，恐一路不轻松。见布袋不拣，谓之“气布袋”，恐惹是非。坐车忌说翻字、坐船忌说停字等等，各地都有很多小禁忌，并且有很多旅行征兆。如在外做梦牙掉了，兆家中长辈凶丧，必写信或亲自回来探望。耳朵发烧，谓家中有人想念。喜鹊枝头叫，谓有客人到，泡茶时茶棍竖起，兆外出的人要归来，等等，多无道理，只是出门在外彼此想念的一种心理解释。出行多择选在上午或凌晨。行前全家一起吃饯行饭，单为行者吃荷包鸡蛋，饼食类的耐饥食品。讲究一点的要摆宴席饯行，请家族兄长、亲朋好友，大家以酒祝愿。至亲者要远送。对父母长辈，行旅的晚辈多要跪别。

三、缠足的习俗

缠足的习俗在中国既深且远，中国妇女缠足源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但至迟在南宋以后缠足已在社会上斐然成风，人人相仿了。（陶宗信：《南村辍耕录》，缠足）缠足之所以能够广泛兴盛而相沿成俗，无疑是宋代以后社会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对女性禁锢的直接后果，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缠足，在《走西口》中的表现的又一个典型的民俗。缠足，作为一种民俗，并非源于生产与生活之必须。在中国的民间俗信中，妇女往往被视为万恶之源，是一种堕落，邪恶的象征，必须对她们的社会活动与户外活动加以严格的限制，所谓“妇不闲游、宅肆不相通”，就是对妇女闲游、爱串门的忌讳，爱串门的女人常被人说闲话，而闲游的女人则被指责为不规矩的女人。妇女无故不出户庭、不事耕获、不闲游，不行鬻于市，是传统中国民俗的普遍现象。那么，缠足习俗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女儿经》说的清楚：“为甚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清苑诗谣》也讲：“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走。”显然，缠足是别内外的好办法，它可使女子幽闭于房中，足不出户，在家中理家务、做女红，又可不外出接触那些危险的男人，以便保持自己的贞洁。本来，充满了诱惑的女子好象把自己的体态容貌展示出来就是一种诲淫的罪孽了，而男子无论如何是被蛊惑的，因此，民俗中就有许多对妇女言行举止，即“妇容”的种种限制，比如，忌讳女子在街头与不相识的男人搭话，女子走路要目不斜视，低头细步，最好是沿墙根躲着男人走。无疑，缠足是一种限制女子行动的极端办法。当然，缠足也满足了中国男人们的病态审美观，三寸小脚被赋予了“金莲”、“香莲”的美称，上大夫们把它从香气幽幽的宫中推广到民间，从上层人家波及到下层百姓。脚样的大小，成了评品女子的首要标准，如果女子为天足，“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戚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福格：《听雨丛语》）父母要女儿缠足，丈夫要求妻子小脚，是因为社会风习耻笑大脚，缠足已从民俗变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标准，这在上层社会尤为流行。就山西而言，“清初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