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尼采

鲁迅与尼采

王汉清

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当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皇位传至子孙万代，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统治。虽经二十几次王朝变易，但是一直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窠臼。直至清朝嘉庆年间，这潭死水日渐腐烂发臭。1840年，列强的枪炮使这个封建社会改变了古帝国的面目，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对这康乾盛世之后的一蹶不振，中国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为了挽救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们纷纷把视野扩展到西方，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停滞落后的中国。这些西方思潮冲击着旧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这种影响和渗透对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的展开以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中国有影响的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当中，尼采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一尼采在中国的影响

尼采(1844——1900)的思想和著作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尼采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极为矛盾的。他一方面要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方面力图抵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大发展。他的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重新估价一切”，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论。他的超人学说以为由于社会的压迫和分工的琐细，人已经被歪曲变形、支离破碎，人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因此，必须超越这样的凡人(包括超越自身内部的平庸)成为健康的完整的人类，即超人。而能够

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是极少数的天才，广大群众只不过是他们使役的工具。因此，任何群众思想的觉悟和力量的发展都只能是超人成长的障碍和威胁。尼采还提出了最坚强最高尚的生命意志不在微不足道的生命挣扎，而在战斗意志、权力意志。他认为这种趋向权力的冲动是唯一的基本冲动，由此产生的思想行为都合理而伟大。尼采最后死于疯狂，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是缺乏逻辑论证但却深邃而独特能够使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征，还有很多潜意识的难解的表述，也不乏狂人的梦呓。他的学说丰富而纷乱，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也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也正是尼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根据。

尼采最初是作为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远比在哲学界要深得多，广得多、也早得多。1900年王国维最初介绍尼采时，首先强调了他的“以旷世之文才鼓吹其学说”，指出尼采学说的目的是要“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为“驰其负担”(指旧传统负担)，“图一切价值之颠覆”并“肆其叛逆而不惮”，赞扬他“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遮于精神长，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伦之所望而却步者也”(见《静庵文集》)稍后，鲁迅在他写于日本的几篇文章中多次称道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杰雄者”，是“思虑学术老行”，“博大深邃、勇猛坚贞、纵忻性时人不惧”的“才士”。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中就引用了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论述，以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武器，1917年元旦，蔡元培在政学会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到“迨至尼塞(德国之大文学家——原注)，复发明强存之理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积极进行，以强者相抵抗。如此世界始能日趋进化”(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1918年2月，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又再次强调尼采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作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话。”显然，“五四”以前，尼采在中国已相当广泛地为人所知，他做为一个大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他的思想的传播为“五四”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潮作了积极准备。

“五四”运动后，尼采的作品在文艺界更加广泛地得到了传播。“五四”游行示威发生的那个月，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提出了口号“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同

年九月，田汉在“少年中国”上详细介绍了尼采早期的著作《悲剧之发生》，特别强调“人生越苦恼，所以我等越要有强国的意志”去进行战斗。紧接着沈雁冰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最富于批判性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的译稿，并在存言中盛赞尼采是大文豪，他的笔是锋快的，骇人的话，常见的。就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也算是文学中少见之书。(见《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二、七期)1920年初，他又写了全面介绍评论尼采思想的长篇专著《尼采的学说》在“学生杂志”第七期分四卷连载。同年8月，《民锋》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全面介绍、驳斥了尼采是欧战罪魁的说法。九月，《新潮》二卷第五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存言并附有鲁迅对存言各书的解释，指出“尼采的文章即太好，本书又同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这一时期，鲁迅曾经在文章中多次引用尼采的文章或联系尼采的思想来分析问题。他对尼采思想和文章的采用，与1907年的采用相比较，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时，郭沫若对尼采的学说和思想也是醉心的，他曾因上海一家外用书店竟然没有尼采的《看哪!这人》而大骂这家书店是《破纸篓》(见《沫若文集》第七卷399页)。1923年，他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的一部分，在《创造周报》上分三十九期连载。“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得相当有趣”。后来因感到反响寂寥而中途放弃。但后来当他偶尔到江苏吴县东面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去参加一个小学教师的婚礼时，新娘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可见反响并不寂寥。所以郭沫若说“早晓得还有良才夫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终止了。”(见《沫若文集》第七卷第201、202页)

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已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革命道路，纷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尼采的影响逐渐减弱以至消亡。正如郭沫若所说：“那时(指1926年)尼采老早离开我们的意识中心了”。(同上)这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都已十分明朗，再停留于呼唤我们需要动的力，狂呼的力、冲撞的力、攻击的力、反抗的力、杀的力。”(向培良《水平线下》，见《狂风》不定期第一期)就再也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了。因此，1925——1926年间，高长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