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
合集下载
相关主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活体移植
这是仅次于死刑犯尸肝的第二大肝脏来源。之前讲过，肝脏有再生的特性，为活体移植创造了可能。为了防止器官买卖，中国法律严格规定，
必须有经过有效证明的亲属才可以进行活体肝移植。各医院对这一规定的执行也比较严格，今年我某邻国总统的秘书需要肝移植，在全球筛选后选择在中国进行手术，供体据说是他侄子。我国医院很有节操，要求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两人的叔侄关系，最后由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开了证明，才做了手术。但严格归严格，有能耐的人依然有办法在外面找到合适的活体肝源，不过，那种被打晕醒来后发现自己少了一半肝的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肝脏移植难度太大，一般小作坊办不到。但肾脏还真保不齐有可能这么做。
从供体的角度，肝移植可以分为尸体移植和活体移植。
尸体移植：
直到今天，国外几本著名的医学杂志都拒绝发表中国关于肝移植的论文，原因就是中国的尸肝来源不符合普世的医学伦理。2007 年之前，中国最主要的尸肝来源是死刑犯。一般过程是这样的：每个医院的肝移植医生一般都与某地的政法系统有联系，有马上执行死刑的犯人就相互通气，碰上血型合适的，就派医生过去取肝。或者病人本身能量很大，自己能联系到死刑犯肝源，医生过去取。执行死刑时，有一辆全副武装的手术车等在旁边，死刑后第一时间把尸体拉上车，医生把肝取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医生取肾脏、角膜等），放到器官保存液里，装进冰桶。迅速赶到机场，走要客通道上最近一班飞机回医院，完成移植。
在这样的前提下，最普遍的活体移植还是亲体移植。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父母向子女肝移植的案例要远远多于子女向父母肝移植。几乎所有的父母在有需要时都愿意把自己的部分肝移植给子女，但并不是所有子女都愿意对父母这么做，而且即便子女愿意，许多父母也不愿接受。前者的例子很多，我听说过一例，一个 20 多岁的女大学生先天性胆道闭锁，需要肝移植，当时医院可以找到死刑犯尸肝，但她妈妈坚持要自己捐献，理由是“她的病是我肝移植，但他们本身患有脂肪肝，不具备移植的条件，于是他们天天暴走锻炼，短期内瘦下来几十斤，脂肪肝也没有了，最终成功做了移植手术。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并没有听说过子女捐给父母的相关案例。我认为，比起死刑犯尸肝，这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器官移植伦理问题。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志愿捐献仍处在零散无序的状态。大多数捐献就像《心术》里演的那样，有这样的需要，正好碰到合适的供体，当场去说服他们的亲人。我学习的医院今年就有一例这样的移植，是车祸送到急诊后脑死亡，急诊把血型告知我们科，正好有个同血型的病人等待肝移植，我们就通知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劝说家属（医生直接说效果不好），家属同意后进行了移植。多说一句，这种志愿捐献按规定是不许涉及金钱的，但事后受体会不会给供体家属补偿，没有外人知道。中国也有志愿器官捐献卡，但并不像国外那样具有法律效力，即便签了捐献卡的人，在真的需要捐献时，仍需要经过家属同意。
但也会逐渐长大长好。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肝移植手术的极其复杂性。肾脏移植，只要找好配型，手术本身难度是不大的。肝脏则不然，它是消化系统的中枢器官，进出与几条重要的血管相连，同时还有胆管连接胆囊，内部的血管和胆管分布更是不计其数，摘除时要小心切下，安上时更要仔细吻合，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大出血。因此，对供体和受体来说，手术风险都是极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肝移植有良好的活体移植条件，但真想找到愿意捐献的活体肝源，并不容易。
不过，在目前更为普世的西方价值观面前，中国也必须适应这个游戏规则。2007 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刑犯的数量大大减少，相应的肝源也少了许多。我听到传言说最近可能会出台法律，严禁使用死刑犯的尸肝。
最大的肝源失去了，中国广大等待肝移植的病人怎么办？据我开会得到的数据，目前中国肝移植的供受比是 1：200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需要肝移植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未来，从尸体肝移植的角度，就要转向志愿捐献者了，就像问题里说的西方的做法一样。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是这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目前也建起来一些器官捐献的平台。2012 年底，广州一位实习护士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她父亲捐出了她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黄杰夫亲自做的肝脏移植手术。
这类肝源在西方医学看来，是严重违背人权理念的。首先，它没有经过死刑犯本人同意。其次，它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家属只会拿到犯人的骨灰，根本不知道他少了哪些器官。在西方国家，死刑犯的器官是严禁使用的。但是，在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确实救过许多人命，而且这些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获取器官只是他们获得惩罚后的副产品，西方这种一律不用的办法在很多中国医生看来是一种浪费。这样的伦理难题，跟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是信仰与实际的矛盾，很难有一个公论。
在众多需要配型的器官移植中，肝移植十分特殊。首先，它的配型要求很低，只要血型相同即可移植。不像肾脏、骨髓，除了血型，还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免疫测试。因此，肝脏又被称为“免疫特惠器官”。其次，肝脏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可以移植半肝甚至部分肝。人们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肝脏的再生功能，古巴比伦人将肝脏视为灵魂栖所，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派鹰白天啄食他的肝脏，晚上肝又会长好，第二天接着啄，循环往复。肝脏的英文名称 liver 的来源是 live（生命），也证明了它再生的特性。因此，肝脏成为了捐献门槛比较低的器官，普通人捐献出自己一部分的肝，未来还会再生；受体尽管接受的不是完整的肝，
这是仅次于死刑犯尸肝的第二大肝脏来源。之前讲过，肝脏有再生的特性，为活体移植创造了可能。为了防止器官买卖，中国法律严格规定，
必须有经过有效证明的亲属才可以进行活体肝移植。各医院对这一规定的执行也比较严格，今年我某邻国总统的秘书需要肝移植，在全球筛选后选择在中国进行手术，供体据说是他侄子。我国医院很有节操，要求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两人的叔侄关系，最后由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开了证明，才做了手术。但严格归严格，有能耐的人依然有办法在外面找到合适的活体肝源，不过，那种被打晕醒来后发现自己少了一半肝的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肝脏移植难度太大，一般小作坊办不到。但肾脏还真保不齐有可能这么做。
从供体的角度，肝移植可以分为尸体移植和活体移植。
尸体移植：
直到今天，国外几本著名的医学杂志都拒绝发表中国关于肝移植的论文，原因就是中国的尸肝来源不符合普世的医学伦理。2007 年之前，中国最主要的尸肝来源是死刑犯。一般过程是这样的：每个医院的肝移植医生一般都与某地的政法系统有联系，有马上执行死刑的犯人就相互通气，碰上血型合适的，就派医生过去取肝。或者病人本身能量很大，自己能联系到死刑犯肝源，医生过去取。执行死刑时，有一辆全副武装的手术车等在旁边，死刑后第一时间把尸体拉上车，医生把肝取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医生取肾脏、角膜等），放到器官保存液里，装进冰桶。迅速赶到机场，走要客通道上最近一班飞机回医院，完成移植。
在这样的前提下，最普遍的活体移植还是亲体移植。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父母向子女肝移植的案例要远远多于子女向父母肝移植。几乎所有的父母在有需要时都愿意把自己的部分肝移植给子女，但并不是所有子女都愿意对父母这么做，而且即便子女愿意，许多父母也不愿接受。前者的例子很多，我听说过一例，一个 20 多岁的女大学生先天性胆道闭锁，需要肝移植，当时医院可以找到死刑犯尸肝，但她妈妈坚持要自己捐献，理由是“她的病是我肝移植，但他们本身患有脂肪肝，不具备移植的条件，于是他们天天暴走锻炼，短期内瘦下来几十斤，脂肪肝也没有了，最终成功做了移植手术。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并没有听说过子女捐给父母的相关案例。我认为，比起死刑犯尸肝，这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器官移植伦理问题。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志愿捐献仍处在零散无序的状态。大多数捐献就像《心术》里演的那样，有这样的需要，正好碰到合适的供体，当场去说服他们的亲人。我学习的医院今年就有一例这样的移植，是车祸送到急诊后脑死亡，急诊把血型告知我们科，正好有个同血型的病人等待肝移植，我们就通知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劝说家属（医生直接说效果不好），家属同意后进行了移植。多说一句，这种志愿捐献按规定是不许涉及金钱的，但事后受体会不会给供体家属补偿，没有外人知道。中国也有志愿器官捐献卡，但并不像国外那样具有法律效力，即便签了捐献卡的人，在真的需要捐献时，仍需要经过家属同意。
但也会逐渐长大长好。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肝移植手术的极其复杂性。肾脏移植，只要找好配型，手术本身难度是不大的。肝脏则不然，它是消化系统的中枢器官，进出与几条重要的血管相连，同时还有胆管连接胆囊，内部的血管和胆管分布更是不计其数，摘除时要小心切下，安上时更要仔细吻合，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大出血。因此，对供体和受体来说，手术风险都是极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肝移植有良好的活体移植条件，但真想找到愿意捐献的活体肝源，并不容易。
不过，在目前更为普世的西方价值观面前，中国也必须适应这个游戏规则。2007 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刑犯的数量大大减少，相应的肝源也少了许多。我听到传言说最近可能会出台法律，严禁使用死刑犯的尸肝。
最大的肝源失去了，中国广大等待肝移植的病人怎么办？据我开会得到的数据，目前中国肝移植的供受比是 1：200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需要肝移植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未来，从尸体肝移植的角度，就要转向志愿捐献者了，就像问题里说的西方的做法一样。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是这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目前也建起来一些器官捐献的平台。2012 年底，广州一位实习护士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她父亲捐出了她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黄杰夫亲自做的肝脏移植手术。
这类肝源在西方医学看来，是严重违背人权理念的。首先，它没有经过死刑犯本人同意。其次，它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家属只会拿到犯人的骨灰，根本不知道他少了哪些器官。在西方国家，死刑犯的器官是严禁使用的。但是，在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确实救过许多人命，而且这些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获取器官只是他们获得惩罚后的副产品，西方这种一律不用的办法在很多中国医生看来是一种浪费。这样的伦理难题，跟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是信仰与实际的矛盾，很难有一个公论。
在众多需要配型的器官移植中，肝移植十分特殊。首先，它的配型要求很低，只要血型相同即可移植。不像肾脏、骨髓，除了血型，还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免疫测试。因此，肝脏又被称为“免疫特惠器官”。其次，肝脏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可以移植半肝甚至部分肝。人们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肝脏的再生功能，古巴比伦人将肝脏视为灵魂栖所，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派鹰白天啄食他的肝脏，晚上肝又会长好，第二天接着啄，循环往复。肝脏的英文名称 liver 的来源是 live（生命），也证明了它再生的特性。因此，肝脏成为了捐献门槛比较低的器官，普通人捐献出自己一部分的肝，未来还会再生；受体尽管接受的不是完整的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