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资料

当你翻起手中的中国史书籍阅读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写作历史书籍的作者，在描写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有没有在笔触中带入了自己对中国的民族情感呢？过去很多历史学家，身处于国家转型、衰弱、动荡与外力入侵的时代，他们看到当时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甚么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等事，因此想要透过他们的方式，也就是写作历史书籍（例如《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或者在学校开设「中国史」等课程，和编纂教科书等），来告诉「同胞」（所谓「同胞」其实是他们的主观认定，例如新疆、西藏与台湾这些清朝才被吞进中国的地方），「中国」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一起「认同」中国。也就是透过知识的灌输，告诉当时的人们与下一代「我们都是中国人」、「某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谁是我们的同胞」等等，藉此使被灌输这些知识的人们心中，有了这些学者心中所想象并且希望为大家所共有的、统一的中国的样貌，使人们心中保存着古老中华帝国的版图与样子。

但这种历史的书写方式，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因为，这使人们在阅读这些历史书籍时，不自觉地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

作者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作者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是裴士锋，以下沿用本书译名）所写的这本书《湖南人与近代中国》，正是挑战上述观点，指出它的问题，并带给我们一种能够对中国历史全新的思考方式，推翻以往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与假定，并进一步产生更多的思考。

作者普拉特用来挑战传统观点的例子，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股、现在已经被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所压抑下去的地域认同：「湖南民族主义」。作者认为，过去的认识都是直接从大一统民族主义的说法认识中国，但其实，地方性的认同（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同样、甚至更重要，因为他们在内陆地方上的活动，同样主导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而湖南，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作者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为什么选择湖南？因为湖南在清朝常被视作文化上的蛮荒之地，人们勇武剽悍、但粗鲁无文，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人物。但事实上，湖南在明末清初即诞生了一个影响近现代中国重要人物甚深的大思想家，而这个地方也诞生了近现代史上影响中国的许多重要人物。此外，加上湖南位处内陆，湖南人所带给湖南自身与中国的变革却丝毫不逊于沿海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人物身上逐渐诞生、鲜明的湖南独立认同与民族主义色彩，引起了作者的注目。

为什么湖南在近现代史上会大放光芒？为什么这些人身上有这么鲜明的独立认同与民族主义？那么为何却又在之后殒落？这是否提醒我们，中国历史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样貌，并非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样子？这一切，作者透过流畅的文笔，一一带出这些困惑的解答。

本书从明末清初的湖南大思想家「王夫之」（字船山）的子孙，以及许多湖南学者、重要人物不断重刻出版、研读宣讲与引用王夫之的著作《船山遗书》开始，切入湖南这个在近现代中国中，表现得既保守又改革的省份作为重点。。

为什么是王夫之？作者认为，王夫之独特与深刻的思想，以及其当时对抗清廷所显现出来的反抗精神，透过他的著作与传说流传后世。而作者从这些人的行动与思想中，看到了王夫之的思想形塑了这些湖南人从事各种形塑行动的思想（不管是温和改革还是激烈革命），王夫之的形象与名声，更成为日后这些人们在从事各种行动的根据、工具与庇护之所。

书中的这些湖南人们，从清朝中叶的学者邓显鹤；晚清的曾国藩兄弟和郭嵩焘；清末的谭嗣同以及留日学子杨毓麟、杨度；现身于创建革命与民国的黄兴与宋教仁；民国时期，企图重振湖南文化与教育湖南人的刘人熙与杨昌济；献身于湖南独立运动而横死的热血青年彭璜，以及后来走向共产革命的毛泽东等人。这些湖南人们致力于湖南独特民族的建构，也在中国与湖南彼此之间拉扯的命运中，做出了挣扎、选择和采取了行动，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最初，邓显鹤希望用王夫之思想的高深博大，彰显湖南仍然拥有文化传统，而非一般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因此他推行了王夫之的著作，进而开启了近代塑造湖南与湖南人特质的先河。后来，当曾国藩兄弟攻打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时，也着手重新刻印王夫之的著作，因为他们认为，王夫之的思想是战后匡正社稷的重要典籍；同时，他们带领的湘军，正是彰显了湖南人具有勇武、能够抗拒外人能力的象征。而深受王夫之的思想影响的郭嵩焘，正面看待变革与外国事物（因为王夫之的思想教导了变革），并藉由王夫之在长沙城与曾国藩祠内的祠堂，身体力行推广这些思想与信仰以及外国事物，并将之誉为湖南先贤过去鼓吹的美德，塑造湖南的优秀。尽管此时郭嵩焘遇到巨大的阻碍努力，但是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对下一代读书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与谭嗣同，正是郭嵩焘努力推广下，受到王夫之思想影响的那一群人。在求变的时局下，不仅王夫之的思想被转化挪用以教导年轻学人变革，湖南前人更成为谭嗣同建构湖南特色的素材。他接续了邓显鹤的努力，重新

建构了湖南的独特特质，成为推广革新、自治、民主等运动的利器，使湖南更成为不逊于沿海的内陆省份。谭所作的这些事，也同样影响到了同代人与下代人，更开启了后来湖南要从中国独立论调的先河。

尽管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湖南被北京强迫中止多数维新措举。但是革新的种子并无断绝。作者笔锋转向东渡日本求学的湖南学子，他们在日本受到民族主义与西方思想的影响，加上上述湖南人们于晚清的影响力，使得他们拥有拯救湖南乃至中国的使命感，并开始再次重塑湖南的特殊性格。透过追溯王夫之与前人们的独特，构筑王夫之成为湖南独特性的象征起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王夫之独特的民族思想，使之成为建构湖南与中国各种愿景的起点。在这些构想中，常常出现湖南应先自主的说法，更激进者如杨毓麟，甚至提出了湖南应该抛弃清朝（中国）来保存自己、建构湖南自身特质的说法。

同一时间，革命运动开始兴起，湖南人也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不仅成为湖南人与非湖南人运用的武器，双方更同时竞逐王夫之思想的解释权。前者阐扬王夫之的湖南民族精神，后者则赋予反满革命的意义并抨击前者，这背后反映的，是湖南－中国这两种认同的拉扯，也是湖南人心中的矛盾之处。

在革命运动中最为著名的湖南人，则是黄兴与宋教仁，他们受到湖南独特思想的影响而欲从事湖南革命，但因失败则与孙文结盟。因此湖南人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继谭嗣同参与维新之后，短暂地走上合流。

其他的湖南人，不管有没有参与革命运动，也在湖南－中国的认同矛盾中，选择走向不同的两端。比如留日学生陈天华等人最后因此自杀身死，然而他们死后，却因入葬湖南圣地岳麓山被官员阻拦，最后仅能草草埋葬。湖南人悲壮的死与外人的阻拦，激起了湖南人的民族意识，强化了湖南抗拒外人的心态、独特性等诸多主张，使湖南的潜在独立意识更形扩大。

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建立，许多湖南人当时似乎放下了当初的湖南民族主义，短暂与大一统民族主义合流。但是，湖南民族主义这些想法没有消失。作者将带领我们看到，这些思想在民国时期怎么为新一代的湖南人所继承，又如何因为时局产生变化，而思想的变化又如何牵动了人们去从事各种行动。还有最终湖南自治乃至独立的运动，又是因为哪些事情而消失的。

首先，王夫之的全国性角色随着满清的垮台而消失，重新且完全的成为了湖南人的资产。因此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透过民国政府给予地方自治的机会，带领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