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简介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介
先秦典籍《吕氏春秋》里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远至何时，史无确载，但不断发现的音乐文物，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的“由来”之远。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安阳殷墟“商代虎纹大石磐”出土，证明中国乐器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中，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音孔陶埙”，乐器曳一下子上溯到6700余年前；七十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又发现大批7000多年前的“骨哨”和一件“陶埙”……中国音乐确实像一条历史的长河，这条河曲折婉蜒、多姿多彩，永不止息；这条河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

近些年，河南舞阳贾湖村的一次考古发掘使它再向更古老的年代延伸……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

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

）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棗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一、夏商时期
创造的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乐器与舞蹈，当时的音乐并非是用于娱乐而是用来祈福，如打击乐器，管乐器及用以招来雨水，驱除乾旱之舞。

之后逐渐过渡到夏、时期，根据古典文献记载，之后逐渐过渡到夏、商时期，根据古典文献记载，此时的音乐舞蹈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根据神话传说及典籍，在距今五千年前至五六千年前地新石器时代左右，我们的祖先就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

而在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

二、周
继而到了周代，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

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

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

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舞队的编制，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

而在周代还有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

而在周代还有采风的习俗，在民间广泛收集民歌民谣，为后代保留了许多的民间风采，在春秋时期经孔子的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三、秦汉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 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的演奏。

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

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

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

四、隋唐
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大交流，随着隋、唐（公元581年－－907年）社会的相对安定，进入了融合、消化、吸收的历史阶段。

隋、唐都把影响较大的外族音乐专门分部，隋分立七部乐，后增为九部乐；唐先立九部乐，后立十部乐。

其实九部乐较七部乐多立的疏勒、康国两部，十部乐较九部乐多立的高昌一部，都和其它“部”的乐一样，也是早在“立”前一百年就流行于中国的音乐；十部乐不是“立”的时候才出现。

十部乐中，“清乐”即“清商乐”是从汉魏延续下来的前代音乐遗存；“燕乐”用于宴会的开始，带有祝颂性质；“后”（“礼毕”）是结束时用的歌舞戏；其余各部，除“西凉乐”、“高丽乐”尚保留部分汉族传统的如笙、箫、筝等乐器之外，均以筚篥、横笛、（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为主要旋律乐器，外加各种花色繁多的鼓（有些还加铜钹）。

这些外族音乐的代表性乐器，后来仅五弦琵琶因为与（曲项）琵琶相差不远最终不存，其余的都随着十部乐的流行乃至分化、融合而成为新历史时期的重要乐器。

例如琵琶已进入唐代最重要乐器之列，出现过许多有名的演奏家。

那时的琵琶尚只有四“相”，并用拨演奏。

中国的弹奏乐器，如瑟、琴、筝都是用手指拨弦，而西域传入的汉琵琶（阮咸）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是用拨演奏的；瑟、琴、筝等乐器，琴不设柱（马子），瑟和筝则一弦即设一柱，而汉琵琶、卧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则是通品乐器，所有的弦合用一个品。

这些是当时两种文化传统的明显区别。

十部伎是广泛意义上的“燕乐”，也即宴乐，但“燕乐”的范围比十部伎还要大些；有些音乐虽属燕乐却并没有能纳入“十部”以内，如南诏乐等。

燕乐所用的调，接受了外族音乐的用调习惯和理论，远非汉魏以来的“清商三调”或“笛上三调”所能笼括，史书载有二十八调名称，但是对其性质却语焉不详，使千年来不少学者花费许多心血，想一探其究竟，至今众说纷纭，其实际情形仍不清楚。

十部乐中较重要的有清乐、西凉乐、龟兹乐。

清乐本是华夏旧声，西凉乐杂有龟兹乐，所以外来音乐中又以龟兹乐的地位和影响更为重要。

隋以后，往往习惯在一曲之尾用一段“解（解曲）”结束全曲，“解（解曲）”又往往要求快速热闹，以形成乐曲的高潮。

这样的结构形式，为以前所无，（以前的音乐，结尾部分往往是徐缓的，例如议魏大曲的“趋”。

）即是吸收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的“解曲”的结果（龟兹、勒、安国互相邻接，地理区域相同）。

燕乐中结构比较长大、复杂的“大曲”，结束部分（“破”）也与“解曲”的性质相同。

这种以快速节奏结束全曲的艺术手法，对其后器乐曲式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形式。

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

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几段，三十几段甚至五十几段的。

典型的大曲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段。

“散序”是第一部分，采用节奏自由的散板。

“序”就是次序，这一部分序列是散板，故称“散序”。

“散序”是纯器乐表演，有独奏、轮奏或合奏；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叫“中序”（表示它是中间部分）；因为节奏固定，已能上“拍”，故又叫“拍序”；又因为它以歌唱为主（有时有舞），故又称为“歌头”。

“中序”多数是慢板。

最后部分称“破”，以舞蹈为主（有时有歌唱），又称“舞遍”，节奏逐渐加快，以至极快，结束。

因为大曲结构庞大，演出一遍时间就很长，大诗人形容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时间之长说，（船）“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

”大约要合现在一个多小时！唐大曲现知有四五十部之
多，除《霓裳羽衣》外，著名的还有《凉州》、《伊州》、《秦王破阵乐》等。

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流行的音乐，有着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

至今中国音乐仍存在这三种七声音阶。

这一时期的器乐曲，几乎都来自大曲。

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所写的唐代乐谱。

说明唐时已出现用“工尺”字样记写乐谱的早期工尺谱了。

它的来源，有人猜想与笙之类的簧管乐器有关，工尺谱所采用的“合”、一（乙）”、“四”、“五”、“六”等字恐是从管序来的。

敦煌发现的唐乐谱，中外都有专家为之解读，至今于节拍上纠葛尚多。

中国的乐谱，不问何种谱，于节奏的标记始终不能满意。

清乐及其前的音乐，支配音乐节奏的是鼓，隋唐以后，变为拍板（所以后世用“拍”或“板”称音乐节奏）。

拍板也是隋唐前传入的。

唐人著作中说唐玄宗让音乐家黄幡绰写拍板谱，黄就在纸上画个耳朵送上去，并解释说只要耳朵感觉正确，就不会失去节奏（敲错拍）。

所以敦煌乐谱的节奏极难处理，主要是那时记谱法不精密造成的，今天我们只能从其乐谱中窥知当时音乐的大概而已。

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

仅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五百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

曲子词的句式大多不局限于五、七言，而是“杂言”，即长短不等的句式。

有些词，例如《竹技词》，虽然也是七言，但每句中间和末尾加上衬词，衬词部分由众人和唱，成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就比一般的七言四句活泼多了。

用五更、十二时排比演唱各种内容的特有民歌格式，已在曲子中出现，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布很广，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

曲子虽有创作的成份，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

为乐曲填写歌词恐怕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

隋唐以后，情形有了变化，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一般民众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

曲子产生自民间，便学便记，亲切熟悉；填词又能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了可塑性、灵活性。

所以利用曲子填词不久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面较广已说明了这一点。

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社会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

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行将诞生。

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至今，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

五、宋金元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目标，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
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

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

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

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

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

盛代表性的元杂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

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

六、明清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

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

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南梆子。

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

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