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对比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摘要】：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对话和生动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叙述，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它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庞大的创作队伍和数量惊人的作品。这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品，他们在主题、写作手法和创作主体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

【关键词】侦探小说公案小说主题破案方式作者与受众

【正文】

一、主题的差别

侦探小说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类型，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指那些以描写官吏断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官吏破案判案应当是此类小说中的关键环节，不可缺失。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这两类小说都已破解案件为主题，但又存在着很大不同：

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双方是侦探与罪犯。而且这个侦探多是私家侦探，不是警察局里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当警察破不了案，侦探就会出现把案子破了。例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切斯特顿笔下的有异想天开的头脑的布朗神父、更有闻名世界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这些智商超群的私家侦探不受制于政府和法律，他们自由独立，与无用的警察形成对比，例如福尔摩斯经常出现于警察面对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下这烫手芋头，利用他的足智多谋捕捉蛛丝马迹，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分析和推理来破除疑案。

而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官吏判案为主，无论清官多么铁面无私，他们终究是受制于朝廷，为朝廷服务。这点与私家侦探差别巨大。例如被中国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形象，他善于分析案情，精于推算，大义灭亲，秉公办案，但是究其案件推理都是十分简单，不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那般复杂。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公案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官吏的秉公执法或者徇私枉法，歌颂清官的机智聪明、明察秋毫、为民伸冤、主持人间正义；或控诉贪官的收受贿赂、滥用刑罚、草菅人命。

这样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两类小说发展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侦探小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日益发展，政教分离，警察体制逐步建立，这是侦探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法治公开透明，侦探小说中极少写到法官审判的黑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称之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消闲解闷的迷宫游戏，既没探索社会问题，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侦探小说对于作者而言，很大部分是一种智力上创造，而对于读者很大程度是一种智力游戏，作为一种消遣。

而，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封建制度弊端众多，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为，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的向往称为百姓的重要心态，由此才有了公案小说这样的诉求。例如：《窦娥冤》，关汉卿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达广大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

二、破案方式的差别

中国公案小说写案件的审理，描述案件的情节、发展、诉讼和判决过程；西方侦探小说写案件的侦破，着重案件的调查分析，描述案件的开端和侦察，以及最后发现犯罪秘密的过程。

显而易见，公案小说的判案过程简单明了，它似乎有一个蓝本，问案的长官坐在“高堂明镜”牌匾下的大堂，靠耳鼻眼口等感官来察言观色，人犯若承认罪行，那案板一拍，拖下去关押问斩；人犯若死活不认，那大刑伺候完人犯自然认罪画押，案子也就结了。因此，冤案、错案不计其数。主观因素主导案件走向似乎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连像包大人、狄仁杰这样的“清官”也难逃主观判案的干系。它的重点不在罪犯的寻找，而在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这点与西方侦探小说有着明显不同。

西方侦探小说比公案小说的侦破要复杂得多，侦探们以严谨的办案作风，证据和推理相结合，并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指纹学等各种科学知识作为侦破案件的理论依据。侦探们毕竟是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发展的产物，既不信奉牛鬼蛇神，也不严刑逼供，而是运用调查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严谨思维方式，反复的求证，做到一抓一个准。例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的破案逻辑很严密，注重微小的细节，纽扣、雪茄、碟子等常让人忽略的东西都是他破案关键，另外，他每次破案都要到现场去勘察，寻找蛛丝马迹，比较各种相关案例，研究剖析，不

放过任何一个不清楚的细节。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西方侦探小说都是一个个案件相对独立，例如《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波希米亚丑闻”、“工程师大拇指案”、“赖盖特之谜”等故事，之间没有关联，都是作为独立的案件来写。而中国公案小说有点类似于儒林外史，一般是用一个人引出另一人，故事之间有联系性。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三侠五义》“……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拯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

三、创作主体和读者群体的差异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可见公案小说跟“说公案”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说公案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民间艺人。“作为一种技艺，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并利用它来表达市民反对苛政、贪官、盗窃、奸杀的愿望的。”因此，公案小说的语言是通俗易懂、浅白俚俗的，例如通俗的施公案、龙图公案等。这也决定了其受众多是普通民众，接受的教育不高。

在“黄金时代”以后阅读侦探故事已不仅仅是有钱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竞相阅读。它不仅有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还以悬念迭起和神秘色彩吸引读者。侦探小说对创作者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构思方面、受众方面，类似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力竞赛。因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会特别注意演绎推理的严密，使得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自身的思维能力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在阅读时自己找到了破案线索，那就说明作者失败了；如果读者始终找不到线索，只能借助作者思维来揭示，在经历了自身的智力调动锻炼后，好奇心会得到满足，我想这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妙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