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与理由的索取——论怀疑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源流关系

二、逻辑解证性的探询
自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怀疑活动引发了西方认识论以后，哲学家便开始了苦心孤诣地为认识的可靠性寻找证据与理由的艰辛劳作。因此，逻辑的解证性即理论内部充分的经验判据与严密的逻辑推论，便成为近代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
既然古代怀疑论者已经将经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联系弄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那么，把人的知识仅仅限制在感性经验的范围之内，而不去管它与客体的一致与否，并以此建构起确定可靠的科学大厦，是否是可能的呢？正当英国经验论者对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来自经验这一发现津津乐道之时，休谟的怀疑论又一次把这种用盲目和轻信编织起来的梦幻之网撕得粉碎。休谟的质疑是：在人们的感性经验中有一个特点，即容忍矛盾。对于任何经验事实来说，构想它的反面总是合乎情理的。太阳明天出来与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陈述是同样可以理解的。然而恼人的问题却在于，构成知识要素的概念和命题等必须遵循不矛盾律，即必须具备普遍必然性。既然在经验判据与普遍性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那么，又怎么能够为连接二者而开辟一条合乎理性的逻辑通道呢？与休谟相比，康德的怀疑论显得温和一些。作为一位有专业自然科学背景的哲学家，康德既不得不对休谟的质疑心悦诚服，同时又感到有责任为科学的合理性作出强有力的辩护。于是，他另辟蹊径，为科学寻找新的逻辑基础。康德最终得出结论：既然根据休谟的说法，科学理论并非来自经验的归纳，那就不妨反过来看，我们在消化从自然界获得的感觉材料的过程中，主动地把我们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加诸这些材料，这便得到了科学，它刻画了一个带有我们思想印记的宇宙。康德还发现，人们在追究具体存在物的因果关系时可以得心应手，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去追求最终存在的性质、状态、关系等等，便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上帝、灵魂、世界大全成了可思而不可知的对象，关于它们的任何断言都会陷入自相矛盾（二律背反）。康德的解决办法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即严格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形而上学）：理智自由驰骋的疆域只能限于经验世界，其任务是获取数学、自然科学；超出这个范围，是理智的禁地，却是信仰的乐园，所得到的不是理性形而上学，而是道德神学和审美心理学。休谟和康德的怀疑论对西方理性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把科学严格限定于经验，并以此作为划分科学与哲学的标准，从而开创了一种以探讨科学的本质和增长机制、科学的逻辑和表述以及科学与人的关系为己任的新哲学。二是休谟提出诘难，康德作出应答，即提出了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第一次把历来作为一种发现活动的科学研究当作人为自然立法的发明活动。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不提到或追溯到哥白尼式革命的。卡尔波普尔在继承了康德的主要思想的同时，又批评了哥白尼式革命仍然保留了独断论的痕迹。他指出，科学理论作为对经验世界的猜测，不可能是绝对无误的。因此，科学的发展进步应该表现为一系列猜想与反驳的交替过程；康拉德奎因则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或信念整体，都不过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托马斯库恩更是通过他的范式理论，揭示了内化在科学中的社会文化结构：科学是历史沉淀、宗教情怀、形而上学、思维定势、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体。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这样一些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总结自己取得的科学成就时，常常发现在思路上与康德是不谋而合的，从而欣然将康德当作自己的思想先驱。爱因斯坦曾说：在我们还未能在事物中发现形式之前，人的头脑应当先独立地把形式构造出来。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这是康德的伟大认识之一[①]。#p#分页标题#e#
西方近代认识论的另一分支大陆唯理论的始祖勒内笛卡尔同样是一位怀疑论者。他主张用理性的方法对以往一切知识加以怀疑和批判，以便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寻求新的逻辑基础，即第一原理。笛卡尔认为，既然经验归纳是不可靠的，那么，构筑坚实确定的科学大厦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依据少数自明的理性直觉原理，通过演绎推理而获取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逻辑系统。唯理论的明显优势在于它克服了来自经验的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唯理主义倾向从思想脉络来看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哲学，笛卡尔则将其传承下来，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以黑格尔思辨哲学为最高代表的泛逻辑主义体系。西方人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主要发轫于这派哲学。可是唯理论的缺陷则在于其实质上的典型独断论。无论巴门尼德、笛卡尔，还是黑格尔都有一个共象的逻辑起点推导出包罗万象、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因此，他们的泛逻辑主义思想倾向不能不遭到经验论怀疑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经验论的诘难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唯理论者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用纯逻辑手法建构的高确定性理论结构与经验世界具有同质同构性，因而它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无意义的。康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尽管有人把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说得天花乱坠，但他还是有权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毫无根据的哲学，都是虚假的智慧。第二，唯理论者运用所谓第一原理导出世界的方法，在实质上无异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探寻第一因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将造成可怕的无穷倒退。为了与宗教神学相区别，唯理论者反复声明第一原理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前提（理由）与结论的关系。然而康德则提出，第一前提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理由，其自身不可能不存在；但如果它存在，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纯逻辑的理由，而必须同时是一个现实的原因。柏特兰罗素对唯理论的指责更具说服力：一件事以另一件事为其原因，这另一件事又以第三件事为其原因，如此类推。假如我们要求设想世界大全的第一原因，就不得不回到创世主上面来。因为一切因果式解释都必定要有一个任意预设的开端。第三，唯理论者运用逻辑手段裁剪掉偶然性，从而把世界的一切细节都看作由一个逻辑前提所必然派生的事件。这样一来，原本生动丰富的世界就被他们弄得机械呆板、干瘪无味、没有色彩。进入20世纪以来，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哲学界、科学界一再失势，以致被视为一种思想史陈迹，而崛起于20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潮正是对这类古典思辨哲学的反叛与取代。究其缘由，独断论肯定是其失败的首要因素。
证据与理由的索取
论怀疑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源流关系
【作 者】陶渝苏
【作者简介】陶渝苏 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西方文化中那种冷峻、批判、机智和慎密的理性主义传统，早就构成了它迥异于东方文化的主要特点。然而，在培育和滋发理性主义传统的源泉和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学术界却没有比较一致的见解。笔者认为，理性主义与怀疑精神血脉相联。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启动了西方人宇宙观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从而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认识论的发生；也正是这种向所有信念和思想索取证据与理由的怀疑精神，熔铸了西方文化重经验判断与逻辑推理的理论性格。
一、经验自明性的追究
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其理由的充足性和证明的恰当性。所谓理由与证据，无外乎三个层面：（一）经验的自明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感官，这就有了感觉经验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验与实在是否一致？二者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值得怀疑的？（二）逻辑的解证性。理论的可信度首先信赖于观察证据对它的支持度，这里便存在着个别观察事实与逻辑概念图式的衔接问题。从大量个别事实中归纳出逻辑的普遍必然性，这是可能的吗？理论的可信度还必须依赖于系统内部的逻辑自洽性。这就是说，认知系统中的所有命题必须由少数几条公理推导出来，由此形成一个保持高度确定性的金字塔结构。然而，系统的确定性是绝对的吗？完备性与确定性能否相容？（三）语言的明晰性。理论系统既是人们对实在事物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又是思维活动的创造物。当它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就摆脱了孤芳自赏的个体，走向主体间的交流和共享，从而获得客观的意义与价值。可是，语言与实在之间有对应关系吗？语言真能那么恰当准确地表达思想吗？所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都是由高扬着怀疑与批判旗帜的古代西方哲学家们首先敏感地意识到并提出来的；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也正是在对有关理论的证据、理由、可理解性等等问题的不断追索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发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前的那些自然哲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运用于营造各式各样感性或理性的宇宙发生论。这些哲学家的体系当然是独断论的。他们完全不懂得为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寻找理由与证据，相反，把感觉或思想与实在事物的一致性看成是天然合理、勿庸置疑的；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前认识论的。在他们看来，主体与客体并无区别，因而无论感觉还是思想，都不过是自己力图予以刻画的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正是智者派哲学家首次把怀疑的视角焦点投放到感觉与对象的一致性上。他们指出，尽管人们只能通过感官把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然而，主体与客体、感觉与对象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感觉往往会成为阻隔主客体二者的屏障。感觉具有相对性、私人性和易谬性。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有不同的感觉，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想获得关于宇宙本身的存在、性质及状态的确切知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除了可以知道自然事物在感觉中的显现外，什么也不知道。只能说蜜看起来好像是甜的，而不能说蜜就是甜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现象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怀疑主义对西方理性哲学之形成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仅开启了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宇宙观，而且还第一次以令人不快的方式从反面尖锐地指出必须为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寻找理由，从而导致了西方认识论的产生。因为只有提出了怀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才会理所当然地被提出来；一旦提出疑问，就必须回答；而如何回答，又取决于这种疑问的性质和不同的哲学家受此疑问影响的不同程度，从而造就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理论。的确，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怀疑主义对感觉与对象的一致性的否定，其影响是深远而广阔的。它迫使后世哲学家不得不慎重地、正面地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全部接受或者至少是部分接受它的观点。德谟克利特提出，表象、感觉与其实在载体是不同质、不同构的，它们不过是原子和虚空所造成的假象；洛克则声称，色、声、香、味等第二性质在物体中并无原型。如果眼睛不看光或颜色，耳朵不听声音，舌头不尝滋味，鼻子不闻气味，那么，所有的色、声、香、味都将消失无存；休谟更是从逻辑证明的角度指出所谓经验的自明性其实并非自明。因为人心中除了知觉经验之外别无它物，而经验从未告诉我们自己与物象的联系，所以，知觉经验与实在载体的同质同构性是毫无根据的。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及科学界，拒斥形而上学，至少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有意义而无证据的思辨加以悬置，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追溯起来，这一倾向无疑是发端于这股怀疑论思潮的。一两个世纪以来，怀疑主义的影响不断地超越哲学界而进入科学界。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科学从来离不开追寻证据与理由这样一种认识态度。近现代科学业已证明，洛克关于第二性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颜色、声音作为物理现象，其原型不过是一定长度的电磁波和一定频率的空气振动。如果没有人的感觉器官，电磁波和空气振动的潜能就永远不能转化为现实的颜色和声音。近现代科学还表明，人们在不同的物理条件和心理境况下，对同一对象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今天的摄影和影视艺术等，在成功地利用人类的视觉幻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通过这些艺术，世界在人们眼中变成了更加色彩斑斓、绚丽多姿、变幻无穷的美丽画图；在格式塔心理学那个著名的鸭兔图实验中，被试者所受的心理暗示至关重要。就是说，鸭兔图在不同的被试者那里，完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如果说，古典的怀疑主义哲学家们论述感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时，往往是把时空排除在外的（在他们看来，时间和空间作为物体的运动场所和变化过程，它们的存在是客观和绝对的），那么，现代物理学也给予了这种绝对时空观以毁灭性的打击。狭义相对论证明，运动着的物体的空间长度和时间进程随观察者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脱离观察者的、绝对普适的时空尺度。如果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感觉与对象的对应关系仍旧迷恋不已，那么，现代物理学的另一支柱量子力学则更加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态度昭示人们：在观测微观客体存在状态的过程中，观测仪器与被测对象形成了相互关联、自相缠绕的统一整体。因而，与其说观测结果就是微观客体的实在本质和运动状态，勿宁说测量结果表明了仪器与对象间关系的特征。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明白，在任何一个观察结果中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程度不同的主体因素；观察者同时兼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策划测量活动的导演，更是参与测量过程的演员。感觉与载体的对应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这一发现无疑是人类理性科学精神的伟大成就。然而，这一成就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批顽固地要求把一切信念和思想建立在充足理由之上的不受人欢迎和喜爱的怀疑论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