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盐历史与古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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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历史与古泰州
∙作者:时间:2009-08-19 09:45:31 来源:泰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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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嘉
由于本职工作的缘由,我曾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不少有关泰州盐史文化的文章,这其中大部都与“吴盐”这一称谓有关。
我本人也从未对“吴盐”一词的来龙去脉做过交待,这不能不算是一重大疏忽。
食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须臾不可缺少和无可替代的重要物质。
盐税,亦是中国历代封建朝廷财政税赋的主要支柱。
盐业历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不可缺失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盐史文化的主体部分是淮盐,而我国在长达两千余年间无比辉煌的“东煮海水为盐”恰恰是古泰州淮南大盐场;这里曾是淮盐的发源地和国内食盐生产的最主要产地。
古泰州辖区盐民曾是历代封建王朝财政税赋的最大负重者。
他们曾经历了人世间无与伦比的一段悲惨生活。
盐史文化是古泰州经济、历史、文化的根。
目前泰州市区尚有重要的盐文化遗址、遗迹三十余处。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也不可能被遗忘的历史。
一
2007年9月初,原泰州盐政辖区东台、大丰市的几位盐史专家及文联、作协负责人等一行四人来到泰州考察盐文化遗址、遗迹,名曰“寻根”。
在泰州城区他们考察了数十处重要的盐文化遗址、遗迹。
主要有:生生不息流淌了二千二百余年的古运盐河、泰州大王庙遗存、祀奉盐政鼻祖管仲的管王庙遗存、唐至明代生产制盐工具“盘铁”的铁炮巷遗址、宋代泰州大盐官原庭院中的“仙鹤柏”、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攻打泰州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板桥”、“破桥”、清代泰州“盐浦”及“泰坝雕塑”以及盐官私宅“乔园”、“望海楼”、“天目山”
等重要的盐文化遗存。
追溯淮盐历史、淮盐发源地、淮盐的主要产地,诸如此类的词语,过去从未有人提及和深究过。
国内权威刊物《盐业史研究》,省内权威著作《江苏省志·盐业志》中找不到这样的措词和专门的探讨,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盐史文化一件尴尬的事情。
“扬州繁华以盐盛”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扬州盐商文化、园林文化名扬天下,与之相比,悠久的泰州盐史文化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
究其原因,泰州盐业历史中的千古之谜太多太多。
从研究和了解市区盐文化的角度出发,我曾为泰州电视台文化栏目《珍藏泰州》做过十多期现场解说。
为了揭示和研究泰州盐业史,我归纳了二十余个盐文化千古之谜,并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了专题文章“传承的盐文化之谜”刊登在“泰州政协”和“东方盐文化”杂志上。
“东方盐文化”杂志主编邹迎曦老先生曾对我说,我们刊物用了你二十多篇文章,你写文章经常使用“古泰州淮南大盐场”
这个词,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认可了这一提法。
二
最早提及吴地产盐,当首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重要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浙江南则越……夫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亦江东一都会也。
”在这里司马迁对地属吴的广陵产盐做了明确交代,同时也明确了浙江的位置称越。
王莽篡汉改海陵为盐场的同义词“亭间”,换言之,就直接把海陵称之为盐场了,时间长达33年(公元9年至42年,光武帝建武18年复改亭间为海陵)。
古泰州地区产盐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
汉代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记载:秦穆公派人到楚国地界的产盐地贩盐至秦。
按时间推算,所指的地域只能是古海阳和盐渎一线,因为当时这一地段正是属楚。
盐城市“海盐博物馆”内展品中有来自山东省的陶鬲器具,向人们展示三千年前人类祖先在没有发明金属冶炼之前使用陶鬲煮海水为盐的历史。
2007年9月我和盐史专家邹迎曦老师在天目山考察,看到这里出土了许多陶鬲碎片和有大量灰坑遗迹。
《玉海》是由南宋王应麟编撰的一部史学工具书。
在唐宋朝史学著作中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类书。
1926年,由林振翰编写了一部一百余万字的《盐政词典》,其中对“吴盐”一词的解释即引用了《玉海》中对吴盐由来的说法:“唐肃宗时第五琦任江淮租庸使。
吴盐蜀麻铜冶等皆有税,即今淮盐,为我国制盐之最……”其后引用了周邦彦词所称“吴盐胜雪”、杜子美诗曰:“蜀麻吴盐自古通”、“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等诗词,直指吴盐即是江淮吴地的盐。
上网查阅“吴盐”一词,解释为:吴盐,吴地产的盐。
唐肃宗时,盐铁史第五琦于两淮所煮盐以洁白著称,后亦称两淮生产的盐为吴盐。
2007,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扬州盐商制作了一部专题片。
第一辑的题目就是“吴盐胜雪”,央视《走遍中国》栏目为盐城制作的盐史专题片中专门解释了“吴盐胜雪”,历史上盐城大部分时间盐政区域属泰州管辖。
由此可见扬州盐商行销之盐,称之为“吴盐”毋庸置疑。
三
扬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叔成最近在“淮盐对中华民族四大盛世的贡献”一文中认为:距今三千年前,江淮原始部落的古干国被西周所灭。
西周王朝二世成王姬诵、三世康王姬钊曾大力发展淮盐,史称成康之治,被后世的孔子称为小康之世。
东汉末年,三国东吴孙权的父亲孙坚,曾担任盐渎县第一任县丞。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记载:孙权欲与曹操结盟,曹操提出“须派一人质前来”。
孙权气愤不过,召集军事会议,周瑜在会上讲了:我东吴国开山铸铜、煮海为盐,全国一心,何惧曹贼。
直至唐代初朝廷在全国设十大盐监,《新唐书》记载了海陵、盐城两监的年产盐分别是六十万石和四十五万石,这几乎占到十监总产的半数。
到了宋代绍兴末年淮盐的辉煌更是如《宋史·食货志》所说“蜀、广、浙数路盐产,皆不及淮盐额之半”。
隋至唐初,当时朝廷对盐业的生产、税收曾一度放任自流,时间长达128年。
安史之乱后,全国一片大乱,朝廷的财政已无法支撑局面。
战乱尚未平息,唐肃宗尚在成都,第五琦去成都面见肃宗时说道“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甬,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
”肃宗惊喜不已,当即对第五琦委以重任,任命他为监察御使,勾当江淮租庸使,不久他就创立了権盐制度。
権盐初始,朝廷向淮南盐民收购的盐价为每升十文,运往销区则为一百一十文。
依据史籍资料及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个人认为,古泰州淮南大盐场的始末:应该是始于周秦,发展于汉初,极度辉煌于唐宋(本意是唐、宋朝淮南盐的生产量及行销区域占全国产销盐的比例最高),传承于明代,“无可奈何花落去”于清末民国初年。
∙“淮盐历史与古泰州”辨议
∙作者:时间:2009-08-18 11:38:50 来源:泰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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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0日《泰州日报》副刊2版刊登了吴克嘉同志的“淮盐历史与古泰州”一文。
因工作的缘由,我对这一类的文章总是特别留意,认真阅读。
吴克嘉同志于2008年11月14日、2008年11月21日、2008年11月28日在《泰州日报》副刊2版连载的“古海陵仓考辨”我也认真读过,本文对“古海陵仓考辨”
不作“考辨”,仅就“淮盐历史与古泰州”一文中的数处提出看法,与吴克嘉同志商榷,意在抛砖引玉、讨论斟酌,求得真知灼见。
第一,在“淮盐历史与古泰州”(以下称吴文)一文的第2节吴克嘉同志说,“盐文化是古泰州经济、历史、文化的根。
”本人认为这样的提法和判断不够慎重。
古泰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而渔猎和农耕文化相伴相生,“煮海为盐”则大约发生于距今三千年前后的事,那么盐文化怎么就成了古泰州经济、历史、文化的根呢?
第二,在吴文的第7节说“古泰州地区产盐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
而后面举的事例则是“汉代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记载:秦穆公派人到楚国地界的产盐地贩盐至秦。
”这里的“秦”应该说清楚是“春秋”时的“秦”,如单独用一个“秦”字,习惯上则是指公元前221年开始的秦朝(秦帝国),前后相差400多年。
同样在吴文的最后一节(总第14节)也有相关的表述,“我个人认为,古泰州淮南大盐场的始末,应该是始于周秦……”本人以为,用“周秦”这样一个时段的时间概念来表述一事物的发始会使人产生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认识,是否有不严谨之嫌?
第三,在吴文的第8节“盐城市‘海盐博物馆’内展品中有来自山东省的陶鬲器具,向人们展示三千年前人类祖先在没有发明金属冶炼之前使用陶鬲煮海水
为盐的历史。
2007年9月我和盐史专家邹迎曦老师在天目山考察,看到这里出土了许多陶鬲碎片和有大量灰坑遗迹。
”(在吴文的第3节也提到姜堰“天目山”是重要的盐文化遗存),这些表述本人以为有如下几点问题:一是“三千多年前的人”不可以称为“人类的祖先”;二是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就已经铸出青铜鼎了);三是陶鬲是否是古代的煮海水为盐的器具还缺乏证据(‘海盐博物馆’内展品中来自山东的陶器并不是陶鬲,它没有足,考古界称之为盔形器),而陶鬲作为古代炊煮食物的器具已经得到了证明(天目山考古发掘时出土过一件完整的陶鬲,内中还残存有鸡骨和苡米);四是灰坑遗迹并不能证明是“煮盐”的遗迹。
在考古学中对于“灰坑”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
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等。
其特点是主要呈灰色或夹杂其他因有机物分解形成的如褐色,土质较同一地点的其他土要软,主要由废弃的水井、窑穴等形成,它有可能是垃圾坑、祭祀坑,也有可能是储物坑。
因此,我们不能凭主观想象简单认为“灰坑”就是古代“煮盐”形成的遗迹,进而便不能断定姜堰“天目山”是重要的盐文化遗存。
第四,吴文第三部分的第2节(总第12节)是这样说的,“东汉末年,三国东吴孙权的父亲孙坚,曾担任盐渎县第一任县丞。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记载:孙权欲与曹操结盟,曹操提出‘须派一人质前来’。
孙权气不过,召集军事会议,周瑜在会上讲:我东吴国开山铸铜、煮海为盐,全国一心,何俱曹贼。
”吴克嘉同志曾在“古海陵仓考辨”一文第三部分的第1节这样表述过,“……古海陵县淮南大盐场成为吴、魏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谁也不能据为己有……史称欧脱之地……”,说明了三国东吴时期江淮东部成了荒芜之地,因为战争,已无像样的盐业生产。
那么,周瑜所说的“煮海为盐”应该不是指江淮东部沿海,而是指长江以南的沿海。
这样一来有关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记载的孙权、周瑜的史料则不能用来佐证“淮盐”的历史,更谈不上与“古泰州”的联系了。
因此,这段史料用于此文是不是有堆砌之嫌呢?
第五,在吴文的第三部分第3节(总第14节)这样一段文字,“战乱尚未平息,唐肃宗尚在成都,第五琦去成都面见肃宗时说道‘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甬,臣能使赏给之,不劳圣虑。
’肃宗大喜不已……”这段文字笔者认为与史实不符。
第一,第五琦去成都谒见的不是肃宗而是玄宗;第二,安史之乱时李亨(肃宗)并未去成都,而是去了甘肃,在荒凉的大西北领兵平乱;第三,第五琦也确实谒见过肃宗,那是在甘肃宁州的彭原肃宗的行在。
吴文除了有以上几个属于文史方面的问题外,还存在用词不当或欠妥的地方。
如在吴文的第2节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他们曾经历了人世间无与伦比的一段悲惨生活。
”本人以为“无与伦比”一词通常多用于好的方面、褒的方面,用在这里似乎不太贴切、不太合适。
又如在吴文的第4节有这样一句“国内权威
刊物《盐业史研究》,省内权威著作《江苏省志·盐业志》中找不到这样的措词和专门的探讨,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盐史文化一件尴尬的事情”。
窃以为此处用“一件尴尬的事情”不甚妥贴,能否用“一件憾事”来表述更为贴切些?还有诸如在吴文的第2节“须臾不可……”、第15节“极度辉煌”等等。
至于文章的逻辑结构笔者不想在本文中讨论,留待以后。
以上种种是本人对吴克嘉同志“淮盐历史与古泰州”一文的一些粗浅看法,提出来与吴先生商榷,或许无害于文化泰州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