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史

一、

1、国民党一大：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

2、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中山舰全景

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一个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以此为借口，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3、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4月1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8项协定。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

4、宁汉合流：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5、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武装冲突以中方失败告终，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

6、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因其战争过程由南向北进行，故又常简称为“北伐”，或称“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至此，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7、沈定一：沈定一(1883—1928)，清代进士沈受谦之子，又名沈崇焕。本名宗传，字叔言，又字剑侯，号玄庐，萧山昭东长巷村人（长巷村粮长支沈家三少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三人，排行居三，人称“三先生”。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三十年捐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后调任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但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密，遂被迫赴日留学。

8、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10日，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派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向国民党作出停止武装暴动方针红军改变名称、根据

地实行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在2月15日至22日于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共的建议，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并同亲日派汪精卫进行了激烈斗争，迫使会议通过了与中共的要求相接近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9、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重庆谈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二、

1、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们回顾历史，是为了珍视今天。尤其是在我们再次回首中国共产党史的时候，真的发现我们党这一路走来，真的走了太多的弯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左右摇摆不定；成年后的中共又在新中国建设上左右摇摆不定，不仅令世人唏嘘：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我们这一路一直笔直前进，那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所以我们就应更加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远影响。对于左倾错误，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由于它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给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以至于对左右倾问题过于敏感，谈虎色变。在建国后，还掀起了一场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运动。第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从那以后便遗留下来，虽然党内后来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但效果并不为外人所知。第三，经过这几次严重错误的中国工程的人，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的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诸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一个转折，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苏联到自力更生独立进行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最后，通过这几次事件，使我们党开始客观的评价苏联，评价斯大林（虽然正式书面显示是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但我认为从此时开始，党内从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由盲从变得更加理性）。为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变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积淀。综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

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

4、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