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史

一、
1、国民党一大：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

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

2、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中山舰全景
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一个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

以此为借口，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3、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

1926年4月1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

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

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

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8项协定。

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

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

4、宁汉合流：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

“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5、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

武装冲突以中方失败告终，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

6、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

因其战争过程由南向北进行，故又常简称为“北伐”，或称“北伐战争”。

在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北伐陷于停顿。

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

至此，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7、沈定一：沈定一(1883—1928)，清代进士沈受谦之子，又名沈崇焕。

本名宗传，字叔言，又字剑侯，号玄庐，萧山昭东长巷村人（长巷村粮长支沈家三少爷）。

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三人，排行居三，人称“三先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三十年捐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后调任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但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密，遂被迫赴日留学。

8、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10日，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派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向国民党作出停止武装暴动方针红军改变名称、根据
地实行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在2月15日至22日于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共的建议，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并同亲日派汪精卫进行了激烈斗争，迫使会议通过了与中共的要求相接近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9、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重庆谈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二、
1、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

们回顾历史，是为了珍视今天。

尤其是在我们再次回首中国共产党史的时候，真的发现我们党这一路走来，真的走了太多的弯路。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左右摇摆不定；成年后的中共又在新中国建设上左右摇摆不定，不仅令世人唏嘘：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我们这一路一直笔直前进，那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

所以我们就应更加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远影响。

对于左倾错误，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由于它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给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

以至于对左右倾问题过于敏感，谈虎色变。

在建国后，还掀起了一场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运动。

第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从那以后便遗留下来，虽然党内后来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但效果并不为外人所知。

第三，经过这几次严重错误的中国工程的人，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的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诸多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一个转折，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苏联到自力更生独立进行革命。

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最后，通过这几次事件，使我们党开始客观的评价苏联，评价斯大林（虽然正式书面显示是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但我认为从此时开始，党内从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由盲从变得更加理性）。

为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变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积淀。

综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

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

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

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

4、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

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

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冯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

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3、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

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

十一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

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

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

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

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

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

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

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

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4、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已经进行了8年之久的战争。

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如何进行接触和沟通，如何保证接触和沟通人员的安全，的确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就共产党方面而言，是通过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打通与国民党的联系，逐步发展到建立上层统一战线。

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后，很快同东北军达成谅解，统一战线对象由东北军中下层军官一直发展到最高统帅张学良。

后来又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共商抗日大计。

但是，如何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建立统一战线，还未纳入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就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而言，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

一是派员直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

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

邓直接同王明谈判，陈、张则更名改姓，在德国就近待机而行。

邓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

1936年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引见下，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胡的住所进行了首次会晤。

邓向潘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

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

在会谈中，双方一致
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

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带回国内面交。

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此信件由邓转交。

邓回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庆幸自己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之时，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等听候命令。

邓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

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

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高层接触的原因在于：第一，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停止原有计划。

第二，蒋介石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向蒋“投诚”，在遭到苏方婉言拒绝后，命令停止谈判。

第三，蒋介石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接上了关系，无需舍近求远去找他认为在中共党内、军内并无多大实权的王明谈判。

无论如何，邓文仪与王明的会谈毕竟是国共两党经过八年内战后的首次高层接触，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

国民党通过私人关系打开和谈之门的行动也于1935年底开始。

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

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

当他得知陈立夫准备和共产党谈判又苦于无法联系的时候，便承担起寻找共产党的任务。

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

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

后因政见不同而分手。

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

谌小岑知道，吕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在他周围肯定有共产党员学生。

谌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

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

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5、淞沪会战陈诚太原会战阎锡山徐州会战李宗仁武汉会战蒋介石豫湘桂会战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汤恩伯
三、1、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

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

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

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毛泽东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

到1947年底，毛泽东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

（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

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

（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

干部们则带
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

（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

（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两党领袖：毛泽东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同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毛泽东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

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

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想象力的诗词。

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

并且，毛泽东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

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下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

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

一个“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

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

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

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

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有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

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

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

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

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感情方面“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即便“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他”？
军事方面“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政治方面“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尤为难能可贵。

“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

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

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15] 唐德刚对张学良的评价，得到张学良本人的肯定，表示该篇文章是最真实体现出其个性的好文章。

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16]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
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

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17]。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

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将张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同时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观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先生具有一定声望。

3、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于是中国就有了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

而且苏联对中国帮助很大，可以说，没有苏联与苏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共，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影响巨大。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依靠苏联提供的模式，理论以及世界观。

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有多大你是清楚的啦。

2.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力量之一，前期对抗德国打击轴心国联盟的实力（间接帮助中国抗战）。

3. 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给中国提供很多物资和贷款的援助，后与日本签订和平协议以后停止援助。

但最后出兵东北歼灭关东军，大大缩短了抗日战争的时间（直接帮助中国抗战）。

4. 在解放战争中，苏联虽宣称中立，实际上给解放军提供许多帮助，多少帮助了中国的解放事业。

5.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并带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为新中国打开外交通道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还为新中国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缺席抗议。

6. 解放后，中国的政策“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确立了中国的外交态度与立场以支持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主。

7. 新中国的制度，政府机构与发展方向大多以苏联政权为参考。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