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_斯洪桥

作者简介：斯洪桥（1978—），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遵义医学院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成果；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GZYB41）。

《学术界》（月刊）

总第180期，

2013．5ACADEMICS

No．5May．2013

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

○斯洪桥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摘要〕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虽然有其内部

自身的原因，

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

为大明王朝的社会、

政治、经济服务。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关键词〕朱元璋；道教政策；道教世俗化；道教民间化

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后，吸取了唐宋以来三教并用的

宗教政策。他明白要巩固建立起来的明王朝的统治，

除了依靠国家专制集权的强力统治之外，还需要利用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为其加强思想统治，维护社会稳

定。由于在夺取政权之初，

朱元璋曾充分利用道教为自己服务，他深谙宗教在建立和统治王朝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初，就对道教进行了管理和引导，使其为大明王朝的统治服务。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实施，不仅对道教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正是宗教与政治互动的表现。因而，分析明初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相关原因和影响，一方面可以把握道教在明初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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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2013．5·学术史谭

解道教在明代以后的发展趋势。在此，有一点首先得要说明，由于朱元璋当时实施的宗教政策是佛道并发的，所以，尽管本文所探讨的是朱元璋的道教政策，而在引用相关文献时，也会涉及到佛教的相关政策。因此，本文参考了台湾佛教学者释见晔的《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1〕一文的相关文献，在此表示感谢！

一、明代立国与道教

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就利用佛道为自己神圣化。从朱元璋的出生，就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皇朝本纪》云：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帝生。”〔2〕朱元璋利用神话，为其“布衣”出身美化身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善于利用的方法。他们往往通过这些神话，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合法性证明，成为上天的神授和旨意。另外，朱元璋在早期战争中，多与道士来往。起兵之后，在征战过程中，亦经常得到道士的帮助和指点。“《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周颠传》说：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将征（陈）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1368－1398年）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3〕可以看出，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道士为其出谋划策。还有如朱元璋身边的军师，被明武宗称赞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4〕的刘伯温，就是道士出身，并与道教中的高道交游甚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中确有一些高道存在，这为道教在政治方面发挥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之所以在治国等政治方面有此作用，这和道教的理论体系有深厚的关联。道教最重要的理论经典之一的《道德经》有着丰富的治国理论思想。此外，道教还吸收了黄老道家的治国之术，使之成为道教理论体系之一。所以，道教从一开始，就有理国、理身的两大理想。因此，在社会朝代更替之时，统治者很容易利用道教为其服务。同时，道教也通过这些政治活动，与统治者结合的更加紧密，为增强自身的发展和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二、朱元璋的道教管制政策

为了控制道教发展的规模和道教发展的方向，朱元璋对道教进行了准入制度和思想理论上的管制和引导。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施。

1．僧道给度

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立善世、玄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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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院。……五年给僧道度牒。”〔5〕可以看出，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对道教进行了制度上的管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度牒”制度的设立。这一准入制度的设立，为明太祖更加有利地管制道教提供了制度保证。“度牒，即国家颁发给僧道（含尼姑、女冠）的身份凭证，由礼部发给，上面载明度牒持有者的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道的年月，剃度师，与所授度牒的年月、字号等。僧、道持有它，其身份才算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本人才算正式出家的僧人和道士，可以享受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此制开始于唐，历经宋元，是国家控制僧道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6〕

度牒制度非常严格，其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考试制度。并不是人人想当道士就可以获得度牒，只有通过专门的考试过后，才有可能获得度牒的身份。但在获得考试资格之前，首先要获得系籍成为道童。在成为道童之后，还需要随师学习经典三年（后改为五年）后，才“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7〕另一面，并不是考试通过了就能获得度牒身份，还要受各个地区的僧、道总额的限制。可以看出，朱元璋通过度牒制度对道教规模的发展进行了管制。虽然明太祖实行的度牒制度，在明代建国之初，对道教的管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明太祖之后，诸多皇帝尊宠道教，出现了私度现象。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政府的腐败，大肆贩卖度牒的现象很普遍，加剧了道教混乱的局面。

2．御制经典

朱元璋对道教管制，不仅表现在对道教的准入制度管制上，而且还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的指导。朱元璋常读的道教经典就是《道德经》，他还亲自注《道德经》，成为历史上四位御注《道德经》的帝王之一。“他对《道德经》的看法，以为‘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当作政治的理论经典。”〔8〕同时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这表明了朱元璋对道教理论进行了方向上的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社会政治服务。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问佛仙》、《鬼神有无论》等文章，阐明了他崇道的理论根据。他在《释道论》中指出，二教中的道，是有“真传其说为可信”的。他在《释道论》中阐述二教教化的社会功能，认为二教具有教化的功能，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在《三教论》中又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阙者”。〔9〕朱元璋的这些论述，既为他利用和扶植道教阐明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朱元璋的道教限制政策

朱元璋除了对道教的入道资格和思想理论上进行管制和引导之外，还从道教的日常生活、管理机构、宫观规模等方面进行限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从道教日常生活的具体规范进行规定；另一方面还从国家机构层面对道教进行立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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