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鲁迅《祝福》-

分析鲁迅《祝福》

摘要：评论家在分析鲁迅《祝福》时，往往从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两个方面来揭示其悲剧根源，本文从民俗学视角来解读文本，透视酿造祥林嫂悲剧的根源所在。笔者认为多种封建陋习的交织，将祥林嫂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深渊。

关键词：民间陋习悲剧根源深渊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按照丹纳的理论，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极原因，便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掺和而成的社会民俗氛围。鲁迅的《祝福》是一篇极具民俗色彩的作品。小说中涉及到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我们通过开篇祭灶的场面和结尾隆重的祝福礼仪，就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鲁镇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在这个强大的体系中，一个又一个的封建陋习，犹如巨大的毒蜘蛛网，将祥林嫂紧紧地围困在其中，使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①的确如此，在各种民俗相互交织中，紧紧威慑着祥林嫂命运的，不是罪恶的个别人，而是由“‘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力量———鲁镇上‘咀嚼赏鉴’着她的痛苦的人们，那‘又冷又尖’的‘笑影’，那似笑非笑的‘嘲笑’”②。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这些曾经充满同情心的人们为什么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所致。

一、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

初到鲁镇的祥林嫂，年龄大约二十六七岁，从作品中获知：丈夫比她小十岁，所以，可以推测，她的丈夫约十六七岁。去鲁镇时的祥林嫂，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他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而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婆婆显然是一个寡妇，丈夫什么时候死的不清楚。祥林嫂第二次结婚，结果又成了寡妇。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婆婆守寡，祥林嫂两次守寡。小叔子十二三岁结婚，命运状况不言而喻。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地的婚俗: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

其实，这种落后的早婚风俗，《中国民俗辞典》就有记载：“建国前，汉族男女十四五岁成婚者颇多。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实行早婚，羌族男子七到十岁，女子十二至十八岁。普米族女子十五岁左右即可成婚。”根据性生理，这种早婚有害健康，夭折的也颇多。祥林嫂的悲剧从寡妇开始，而这守寡的原因与当地落后的婚俗密切相关。

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这种婚姻被称为“买卖婚姻”。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二、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成为祥林嫂巨大的精神枷锁

对已婚女性要求“从一而终”起源已久。《周易·卦三十二·恒》中就有“恒其德贞，妇人吉；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③语。在《序卦》中又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④。《礼记·郊特牲》中也说“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汉，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使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但从历史资料看，尽管此后历朝统治者均有此类规限，此后又有唐朝宋若莘著《女论语》，更有宋朝程颐在《近思录》中提出著名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但从总体讲，女性再嫁并未受到严格限制，“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在当时还未能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也即还未能进入为广大俗民所认可、恪守和传承的民俗系统。

南宋以后,女性贞节观念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至明清之际，这种观念的强化达到极致，走向宗教化、民俗化。烈女节妇日渐成为民间崇尚之风。这种“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早已牢固地植根于祥林嫂的意识之中,控制/wenzi/着她的言行和心理。小说《祝福》详细描写祥林嫂被迫改嫁时拼死的反抗，以致留下“额角上的伤疤”。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祥林嫂是“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鲁迅与其他作家不同，他不明写这两种传统罪恶之可怕，而凭祥林嫂自己的真实信仰来刻画她的一生，而这种信仰和任何比它更高明的哲学和宗教一样，明显地制定它的行为规律和人生观”⑤。很显然,如果没有封建妇女“从一而终”的习俗观念，祥林嫂就不会在内心深处因自己名节丧失而产生深深的耻辱感。

当祥林嫂再次丧夫，第二次来到鲁镇时，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时的祥林嫂背负着不贞不节不洁不祥伤风败俗的诸多罪名，她是个再寡的寡妇，不仅身上带有两个死鬼丈夫的不祥之气，更可恶的是，她“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矣!”⑥用柳妈话说，“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尽管她的失节是因屈于族权，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⑦。因此与初到鲁镇相比,“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我们不妨看看鲁镇俗民们是怎样对待这样一个越轨破俗的妇女：“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