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农民工小说矛盾揭示的深刻性

传递城乡蜕变的混响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矛盾揭示的深刻性摘要农民工题材小说是一种以矛盾揭示为主导创作行为的小说类型，这种创作在揭示矛盾之际展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城乡蜕变。其矛盾揭示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展示细微之处的城乡冲突，二是揭示特定历史时段的历史悖论，三是矛盾揭示伴随犀利的文化批判。

关键词矛盾揭示蜕变历史悖论文化批判

农民工题材小说是一种描写农民城镇务工生活的小说类型，其创作主体由两大群体构成：以张伟明、周崇贤、王十月等打工作家为代表的南方“草根”创作群体，以罗伟章、刘庆邦、孙惠芬等为代表的内地“精英”创作群体。这一创作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它面对的现实是现代化的急速推进：赶超型的现代化所致的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长期存在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工业化使中国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使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并由此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原先存在的城乡矛盾等“主体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农民工题材小说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矛盾揭示的深刻性。

一、展示细微之处的城乡冲突

城乡冲突是农民工题材小说矛盾揭示的核心内容。

城乡冲突是一种多层面、多范畴的冲突，其冲突有多种表现形式。《逃出工厂的那个晚上》（刘亚波）、《徘徊在三岔路口》（鄢文江）、《不许抢劫》（许春樵）等作品展示的是农民工与企业主因为经济问题而发生的正面冲突，例如，在《不许抢劫》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山民“软禁”了恶意拖欠工资的建筑承包商；在《下一站》（张伟明）中，当香港主管轻蔑地称吹雨为“马仔”时，怒不可遏的打工人把手指戳到主管鼻梁上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这类冲突可以归入政治冲突；在《明惠的圣诞》（邵丽）、《二的》（项小米）等作品中，意图“征服”城市的乡村少女最后在强大的城市文化面前彻底溃败，这类冲突属于文化冲突……上面列举的冲突一般是“正面冲突”，且事件重大。农民工题材小说对于“重大冲突”的描写有着不可置疑的深刻性，但其对“小冲突”及以非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的描写，更能体现出其矛盾揭示的深刻性。在此我们仅以两部作品说明问题。

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描写的是“琐事摩擦”。天真的送水少年为了消除自己吃“油泼面”的窘态给城市贵妇人留下的不良映像，在接下来的三次送水过程中不断修

正自己的形象，但在城市女人看来，少年又脏又丑又穷，且打扮与举止一次比一次“怪异”，直至最后觉得他是“一堆闯进她家的游动着的乱七八糟的怪物”。贵妇人的蔑视使少年无比悲哀，他提出“喝点儿矿泉水”的要求，期待女人在最后一刻关注他的存在并发现他的变化，但他看到的仍然是厌恶与冷漠，当女人的手指指向洗碗池的水龙头时，少年绝望了，他掏出了作为装饰品的小刀。从表面上看，作品讲述了一个乡村男孩力图进入自己艳羡的城市女人视野的故事，但实际上涉及的是身份认定问题：涉世不深的乡村少年期待自身价值得到城里人认可，但他在高贵的城市人眼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客观存在，亦即城里人拒绝承认可乡下男孩的价值或身份——自来水与矿泉水在此是两种地位、两个阶层的象征，送矿泉水的少年之所以坚持“要喝点儿矿泉水”，就是向城里人表达一种社会平等诉求，期待贵妇人至少在形式层面认可自己的人格，而贵妇人之所以拒绝少年的请求，就在于她认为少年在以要喝矿泉水的方式向她的尊严与地位发动挑衅，“少年的要喝矿泉水,就是对她的侮辱”。很明显，这一作品通过生活细节揭示了一种以身份认同抵触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冲突——一种深层次的价值冲突，触及一个严肃的话题，这正是农民工题材小说矛盾揭示深刻性的具体表现。《寂寞嫦娥》是展示“隐形”冲突的代表作。在这一作品中，城乡冲突仅仅表现为一种情绪抵触：当来自乡下的嫦娥出现在乘凉人群的边缘时，文人的家属和后裔们马上结束家长里短的闲聊而开始高深莫测的谈吐：将进口腌熏猪肉说成“培根”，称自家的微波炉为“吐司炉”，麻太太云遮雾绕地讲述自己在电视台的化妆技巧，而在市交响乐团拉提琴的女孩大橙则大谈自己演奏“柴5”和“柴6”的不同感受……当人们从嫦娥的反应中觉察到她听懂了某一话题时，便心照不宣地令这谈话戛然而止。大院居民们如此这般不外乎两个目的：抬高言谈“门槛”以拒绝嫦娥进入“市民圈”，二是提升言谈“难度”以显示本阶层的文化优势。当嫦娥勇敢地舍弃“佟太太”身份，以种花的成功证明自己不比城里人差时，麻太太等人又感到郁闷与愤慨，一句“哼，奇他妈的怪”透漏出她们对嫦娥的无尽敌意。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两种属性不同的文化，《寂寞嫦娥》以小见大，揭示了“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情绪对立所掩盖的文化冲突。

描写“琐事摩擦”及以非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其深刻性在于：在展示特定时代城乡冲突的普遍性及批判城市文化之际，揭示了社会排斥与文化排斥渗透城市社会每一细胞的特殊社会现状，同时也揭示了城乡居民精神世界的蜕变。

二、揭示矛盾冲突隐含的历史悖论

“悖论”一词译自英、德文“paradox”。直译“paradox”意为相互冲突或矛盾的意见。①人们对于“悖论”的一般理解是“命题的自相矛盾”，即如果承认这个命题成

立，就可推出它的否定命题成立；反之，如果承认这个命题的否定命题成立，又可推出这个命题成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历史悖论的时代，农民工题材小说的矛盾揭示涉及许多悖论。这些矛盾隐含的“元”悖论是：某现象的出现或某事物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或历史的演进的需要，但某现象的出现或某事物的存在又是历史演进的阻碍或阻力；某现象的出现或某事物的存在是历史演进的阻碍或阻力，但历史的演进不断地促使某现象的出现或为某事物的存在创造条件。这种“元”悖论有多种表现形式。

农民工题材小说揭示的最大的历史悖论是历史与道德的冲突。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当广义的历史与道德构成一组“对立统一”的概念时，历史的含义是社会发展或演进的过程，或者直接指社会的发展或演进。历史（广义）与道德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的价值取向是善良、正义、公正等，而历史的价值取向则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等。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是同步演进的，但有时二者呈“逆向发展”趋势——历史的演进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尤其是在社会急剧转型阶段。当今中国，正处于历史与道德的“二律悖反”阶段，农民工题材小说在揭示现实矛盾时展示了历史与道德的冲突。

作家们的创作表明，城市物质文明的进步与人文精神发展的滞后是历史与道德冲突的主要表现。城市企业主与农民工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冲突是农民工题材小说的主要描写内容，在绝大多数作品中，工厂主、经理、老板都是矛盾的集合体。这些人物一般都头脑清醒、进取心强，他们或深谙现代管理之道，或在现代工业生产、现代商业经营方面有一技之长，他们掌握着社会生产的资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当代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他们的经营活动中能看出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及大致走向。然而，他们又是一个人性扭曲、精神颓废的群体。从整体描写来看，无良聚敛财富和贪婪占有年轻异性为他们共有的行为，是这一群体道德沦丧的集中表现。在《逃出工厂的那个晚上》中，在工厂主的策划下，大哥被十几条广东汉子打得死去活来，工友们被赶走，身份证被扣，工钱一分未领。《彷徨在三叉路口》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在许春樵的《不许抢劫》中，工程经理王奎给情妇住别墅买小车，却恶意拖欠杨树根等贫穷山民的血汗钱，在罗伟章的《大嫂谣》等作品中，曾经承诺按时发放工资的老板突然转移设备，从人间蒸发。“试用”是许多企业主欺诈农民工的一般手段，在尤凤伟的《泥鳅》中，乡村青年国瑞先后在多家企业“试工”，试用期一到，业主就要求试用者走人。玩弄女性，更是老板、经理们的特长。在梦溺的《默默拥有自己》中，女大学生冰辗转求职，先后在多个企业应聘或工作，她发现老板、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