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艺术特色分析 (5)

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答：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和谐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前辈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

我们分析小说《红高粱》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即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然后通过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手段，详尽描述《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所产生的主要差异,最后运用文艺批评方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艺谋获得国际成功的深层文化因素。莫言的语言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戴凤霞（即电影里的“我奶奶”九儿），她是莫言小说中有个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

社会性别，她的生命力明显更有光彩。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复合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民族精神，当你在《红高粱》里看到”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这么句话，你不由得不为拍案惊奇，妙！那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呢？《红高粱》出名之后，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有多少人听过莫言啊！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造成了这种偏差——是因为电影比小说更具消费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所获得的表现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它却容易陷于一个误区——追求纯视觉的感官刺激，即所谓的“唯美主义”。

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一、电影版《红高粱》在2014年秋季热播，引起广泛的讨论和热议。很明显它是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拍摄的，而在此之前也被拍摄成电影。因为电视剧版的《红高粱》故事情节线拉得更长更细，因此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电视剧里有很多意象是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是主要的民俗意象在电影中是得到继承。

二、其次是主要的民俗意象在电视剧中是得到了新的发展。典型民俗文化的运用都是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它们以极其简洁有力的笔触，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书中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使高密民俗文化与电视剧中人物的性格交相呼应。电视剧中的民俗细节的展现，是和小说的故事情节紧紧生长在一起的。它不仅能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还使情节结构富有变化、使叙事节奏跌宕起伏。不论是高粱般坚韧、热烈，还是高密剪纸般的淳朴浑厚，抑或是轿夫般的豪爽耿直，这些都体现着《红高粱》最直接的一个主题：张扬活得豪爽、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高密人们的生命观就如同这片土地一样，他们用坚强、野性的活法演绎着人生的乐章，一切只为生命本身的热烈而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