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校体育的演变

我国学校体育的演变

王兵体育教育二班 201005034054

摘要：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教育的思想基础、由工业革命发端的一系列巨大社会变革，则产生了对体育，贴别是学校体育的显示需要和条件

关键词：学校体育思想演变发展新趋势。

一、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体育教育思想的早期传播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以后，教会学校的数量才有了较大发展，开设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学校也逐渐增多。据资料记载：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是最早开设体操课程的教会学校。

在掀起的洋务运动中，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的军事学堂和普通学堂。除开设近代科学知识学科外，并设有体操课。如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实际开设的体操课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和田径运动项目为主，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足球、爬桅、游泳、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一般由30人左右组成一个班上课。1878年在上海开办的正蒙书院“自甲申年(1884年)始，添课英法文，旁及应对进退洒扫与夫练习武之术，有击球、投沙囊、投壶、习射、蹴鞠、超距、八段锦诸课，分日轮流演习。”

由于洋务运动的主要局限于与军事有关的学堂、少数新军和军事工业中，因而它未能对中国教育产生更大的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深，终至激起戊戌之变。康有为、梁启操、严复等人，疾呼变法维新，救亡保种。严复在1895年1月发表的《原强》一文中，首倡体、智、德三育，称力、智、德三育为国家民族富强之基础，而民之手足体力尤为重要。他大声疾呼：“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此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说，强国强种之议，风行海内。当时人们评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社会风气是：“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旧……。二曰人慕欧风，多讲求于西学……。三曰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帅，以

研究体育之学。”

严复提出的通过发展力、智、德三育来达到自强保种、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尚力思想是在中国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之际，并且对西方和日本强大的历史原因进行思考之后的产物。它对本世纪初2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体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系统提出了各级学校体育课程方面的一系列设想，认为各级学校都要注意卫生、体育设备及环境布置。他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办万木草堂，“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梁启超也积极倡导“德、智、体三育”，认为“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他为8～12岁儿童拟的课程表中，把每天的学习时间和内容分为十二段，下午开始的第七段是：“一点钟，复集，习体操，略依幼儿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教师指导，操毕听其玩耍不禁”。他认为：“使教之有术，每日伏案一、’二时，所学抑已不少。自余假晷，或游苑园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何事非学，何学非用，其宏多矣。”

1901年，清廷下令将全国的书院改为学堂；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并实施《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和体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与新教育相伴而行的是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军国民教育思潮是流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的教育思想潮流。主要内容包括：批判传统文弱教育，宣传尚武精神：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军事知识和技能训练；重视学校体育；在社会上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已经提出要“寓兵于民”的主张。但首先使用“军国民主义”一词的是蔡锷，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军国民篇’一文，提出要“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国人。此后，军国民主义思潮席卷朝野，人们普遍认为：养成尚武精神必须从体操人手，以增强国民体质。在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以造成完全之人格”。辛亥革命后提出的教育宗旨中，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5个方面，体育也是军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体育课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清末民初的体育课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封建专制色彩，使学生和社会各界很快失去了对体操的兴趣。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仍然这样批评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的学校体育是“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

军国民教育思想对近代教育和体育课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了近代体育课程的确立，冲破了传统教育重智轻体的束缚，促进了“尚武”风气的形成。

2、自然体育学说的传入及其影响

自然体育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逐渐传播开来，并在“五四”运动以后取代军国民主义思潮成为影响学校体育的主要思想。美国学者托马斯·伍德和赫塞林顿等提出的“新体育”(即自然体育)理论认为：体育是通过身体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体’字意味着整个机体的活动，而不仅只有智力才是教育的手段。教育既不是为身体，也不是只为精神，而是要发展因教育活动而实现的人类的一切能力。”体育应包括机体教育、神经肌肉活动教育、品德教育和智力教育4个方面。在中华民国成立初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自然体育思想也逐渐成为1910至1920年代的主流。 1919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案明确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此处的“新教育”，即指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教育试验。在中国体育界，以影响中国体育至深的美国体育家麦克乐为主要代表。

与清末崇尚体力、把体育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不同，自然体育思想认为运动是人的本性，进一步主张“体育即生活”，提倡“教育化的体育”，推崇自然活动，反对德、瑞式的人为体操。麦克乐强调体育是人们，内在本质的宣泄：“除了体操之外，应当练习种种游戏、球戏、竞争运动、舞蹈、滑冰、摇船、骑马、游猎等活动。我们要记得：属于本性的冲动，若是没有有害社会的作用，应当有法子宣泄它。这些天然运动，最有渲泻此种冲动的能力。”从1919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可以看出自然体育思想的内容和影响：

(1)体育须注重身体全部之平均发育。

(2)运动须以团体普及为主，选手竞技次之。

(3)竞技运动须依学生年龄体格，分组练习。

(4)运动种类，须取多变化且饶兴味者。

(5)厉行勤劳主义，注意清洁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