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状态原因与脱贫措施浅谈

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状态原因与脱贫政策措施浅谈摘要：对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问题的界定，不仅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个公认的准则来分析它。

文章基于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这一背景，并结合公认的分析社会问题的四要素，即问题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和过多的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城市中的贫困人口逐渐增多，而且数量庞大，这些城市贫困群体的出现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因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实行有效的对策予以救助,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关键词：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社会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

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

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

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

一、贫困以及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贫困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有过论述,基本上都认为：“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它主要包括绝对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

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缺乏能够维待最低生活需求的基本资源。

相对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下，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达到或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

相比较而言仍处于较低生活水准的人群。

也就是说,相对贫困反映的是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

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在他们看来，当前庞大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6年年末的2148万人。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农村转向城市时，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

与农村贫困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相比，城市贫困问题反而表现出发展的态势。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由政府定期定量救济的城市贫困人员一般在60万~80万人之间；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包括在职、下岗和离退休人员）家庭人均收人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共329万人。

到2001年底，纳人低保的城镇居民数量为1170万人，2002年为2064万人，2003年更是达到2235万人，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2240.9万人（1028万户）城市居民享受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增加6.7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应保而未保的贫困人口。

实际上，以低保线来作为城市贫困线已低估了我国城镇的贫困问题。

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以“城市贫困与反贫困”为主题的中国脑库年会上，专家估算的城市贫困人口数字显然要高出各个部委的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中国城市中贫困群体接近3000万。

城镇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相对贫困之中，从而形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

二、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

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

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

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

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

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

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

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

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

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

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四、城市反贫困的对策分析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是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把城市反贫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政府为主导，实行多层面的社会救助与自我救助相结合的新型反贫困体系。

从具体策略上看，城市反贫困的措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以政府为主导，实行就业促进机制。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就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是完全可以通过就业、增加收入脱贫的。

因此，政府要重视为贫困人口主动参与脱贫创造条件，并采取“就业保障”的措施，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我国政府无可选择地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然而，贫困群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回到主导产业中，甚至很难找到稳定的就业岗位。

为增加就业岗位，除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外，还要注重开辟灵活的就业形式。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要给传统产业、非正规就业留有空间，并在政策上提供适当支持，以便多渠道地促进劳动力的就业，增加其生活来源。

作为政府要加大力度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对那些最困难的地区、行业和最困难的群众开展就业援助。

目前比较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国家给资金、给政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改救济为就业”，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2、进行制度的重构，寓预防、救济为一体。

首先，在分配领域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实行国家调控制，加大税收监管，堵塞公权私有化途径；强化对东北、中西部地区、弱势社区、贫困群体的扶持作用，建立工资、福利分离制；同时，通过完善普通税收征管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全面开征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继承税、消费税等，加大收入调节力度，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同时，畅通捐赠渠道，鼓励高收入者举办慈善活动，保障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

在社会保险方面，完善失业保险机制，给失业和下岗人员提供一定的保障，有效保障所有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另外，社会救助应以低保动态化管理为主，以低保对象医疗、住房、子女教育为辅，辐射农民工和临时救济者，并建立改造贫困文化的教育扶贫制度，使贫困的群体逐渐摆脱弱势和贫困。

3、突破传统观念，实行贫困者自助和他助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