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符号的动物

在卡西尔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

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

人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人是符号的动物”是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或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卡西尔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最基本的根据。

这一原理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而在这一基础上来建构文学艺术本质论，确立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是把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与人的本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在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范围之内来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

这样就把文学艺术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划分出去而归入人文科学范围之内，从而把文学艺术问题纳入了一个合适的研究范围和探究轨道。

这应该是卡西尔对于哲学和美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人是符号的动物”：回到和超越康德
“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回到康德”而又“超越康德”的一个成就。

众所周知，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其一，我们(人)能够认识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的纯粹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如果人的认识越界就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

其二，我们(人)应该怎样行动?康德的答案是，人应该按照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来行动；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信仰物自体的存在，从而达到实践理性的先验原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

其三，我们(人)可以希望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可以通过“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来希望美，而通过“质料的客双合目的性”来希望完善；人只有通过审美判断力和审美目的判断力才有希望由自然达到自由，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康德哲学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是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那么，康德就把西方哲学由研究自然客体的“宇宙论”转换为研究人类主体的“人学”，这就是康德自己所谓的“哥白尼式的变革”。

德国哲学史家施杜里希在编写自己的《世界哲学史》时就是以这几个问题为主导思想。

他指出：“这些问题是所有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去用心思考的问题。

”的确，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人类必须回答的基本原理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康德主义要“回到康德那里去”是有道理的。

但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而且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体的条件限制，康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不彻底的。

因此，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还是为了“超越康德”。

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之中曾经指出：“康德曾经为自然科学进行了结构分析，然而，他未能力求给‘人文科学’以类似于他对自然科学所作的同样意义的结构分析。

”“然而，这决不是说批判哲学的任务潜在地和必然地会受到限制。

宁可说批判哲学所表现出的仅仅是一历史的或偶然的限制，这些限制是由于18世纪科学水平使然。

自浪漫主义以来，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由于出现了独立的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和宗教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理论便发现自身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的挑战。

”很明显，卡西尔就是要把康德所没有进行彻底的事业继续下去，要在19世纪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还应该包括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等科学独立的新格局之下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类似康德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种结构分析。

这样，卡西尔就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思路，在思考“人的问题”的过程
之中发现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结论。

因此，这个结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

“在对康德关于物自体、对象世界(自然界)以及先验方法等一系列理论的修正上，他大体上都仿效柯亨，他也正因此而被认为是马堡学派主要代表之一。

然而，早在《认识问题》第一卷(1906)中，卡西尔就不把认识问题仅仅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认识问题，而力图把认识的发展与神话和宗教、伦理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等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他看来，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并不限于理性和科学，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形态。

因此应当把康德的主体性扩大和推广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

”这也就是卡西尔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发展到“文化批判”，因而也才会有由“人是理性的动物”到“人是符号的动物”和“人是文化的动物”的转换和发现。

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转换和发现，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思想来说也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把文学艺术从“对自然的摹仿”或“对现实的再现”转向了“人的符号创造”，也给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情感表现说”增加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符号”和“符号形式创造”的本质规定。

这样就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思想由客观论转向了主观论，由意识论转向了符号论，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水到渠成了。

一般来说，西方美学的文学艺术思想的艺术本质论，从古希腊直到后现代主义，谱写了总体上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自然本体论美学的“摹仿说”。

第二部曲是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美学的“镜子说”和“再现说”，它们强调艺术家对自然和现实的“反映”和“认识”，一般被称为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论的古典形态，因为它们都认为，艺术是具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本质的，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来思考艺术本质问题的。

第三部曲则是西方现代主义(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人类本体论美学(社会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们逐步否定了19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的古典的艺术本质论，大力鼓吹艺术本质的不确定性，或者根本否定艺术本质问题。

然而，在这三部曲的第二个转折处却响起了两股强音。

一股强音是18世纪90年代的席勒的艺术本质论，它响起在认识论美学转向的起始段落，为认识论美学的艺术本质论“曲终奏雅”；另一股强音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艺术本质论，它奏响在19世纪中期，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步发展，正步步为营，深入到艺术本质问题的主题，揭示艺术本质的真谛。

而卡西尔及其学生苏珊·朗格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以及符号美学则是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交的语言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把情感表现与符号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高峰。

它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借鉴和参照。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中国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都由于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而忽视了卡西尔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借鉴和参照的价值。

我们今天研究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思想，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

其实，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和符号诗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的，不仅在转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大趋势之上是相通的，而且在某些具体思想上也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把社会实践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之一个主要维度，与卡西尔把符号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把劳作(work)作为人的本质，就是相通的，
而且把符号活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种应该说是对我们辩证地理解“实践”概念，也是有启发的。

我们可以把符号活动列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之中，以形成“实践”概念的三个方面：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

二、“人是符号的动物”：坚持和发展西方人学哲学传统
“人是符号的动物”不仅仅是西方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神话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卡西尔坚持和发展西方人学哲学传统的必然获得的丰硕果实和精粹结晶。

我们知道，尽管古希腊的哲学是以自然本体论和宇宙论(宇宙学)作为主导研究方向，但是，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或人本学)的研究分析也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势力，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始，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就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之中都包含了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

卡西尔在《人论》之中指出：“希腊哲学在其最初各阶段上看上去只关心物理宇宙。

宇宙学明显地支配着哲学研究的所有其它分支。

然而，希腊精神特有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在于，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同时代表着一种新的普遍的思想类型。

……但是，这种新的思想倾向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内在于早期希腊哲学之中的，但直到苏格拉底时代才臻于成熟。

我们发现，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

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或批判他的前人们的各种理论，他也不打算引入一个新的哲学学说。

然而在他那里，以往的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

希腊自然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问题所遮蔽，从此以后这个新问题似乎吸引了人的全部理论兴趣。

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

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苏格拉底始终坚持并捍卫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的理想。

但是，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他的哲学(如果他具有一个哲学的话)是严格的人类学哲学。

”虽然经过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时代，宇宙论和人论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和奴婢，但是，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和人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不仅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人文科学也蓬勃兴起，形成了所谓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不仅是指与神学相对的关于人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肯定人和人的价值、尊重人和解放人的“人文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促进下，不仅自然科学发展起来，而且与此同时人文科学也在要求独立的地位，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88—1744)的《新科学》代表了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呼声。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之中这样写道：“维科一开始便离弃了笛卡儿的数学化主义(mathematizism)，与之相比，他更喜欢康帕内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

然而他根本不相信自然科学。

按照这个原则——人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只有上帝才可能认识自然，而人只不过略窥(conscienz[共知])神的智慧(sapienza)而已。

人自己所创造的数学形式只是抽象化和虚构，不能掌握真实存在，不能掌握活生生的现实。

人实际创造的是人的历史，只有历史人才能理解。

构成这种理解力的最终基础是人对于自身的精神本质的认识，其规律性处处均匀地显示于历史过程中。

”维科所
倡导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新科学”，即历史科学以及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旗手赫尔德进一步发展了维科的人文科学(历史科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还有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把维科和赫尔德的人文科学(历史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具体化、系统化。

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如是说：“赫尔德和洪堡，把赋予经验以形式的这种愿望和能力视为语言的本质，席勒将其视为游戏和艺术的本质，康德将其视为理论和知识结构的本质。

他们认为，如果这些创造缺少独特的形式构造作基础，就不会产生所有这些纯粹的产品。

人类具有这种生产力，恰恰显示出了人性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从最广的意义上说，‘人性’是‘形式’得以产生、发展和繁荣的绝对普遍(因而也是唯一的)媒介。

”正是由于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这样把人的本质和“人性”与人的符号形式创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以此来规定人的本质和人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随着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的兴起，人文科学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卡西尔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推出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符号形式哲学不仅能把我们关于世界的诸多认识方式和方向统一起来，而且除此而外，它还能对领悟世界的每个尝试和人类心灵对世界所能作出的每一分析予以评估，以及对其各种真实特征予以理解。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客观性的问题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客观性问题就不仅包含了自然世界，而且也包含了人文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说，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及其“人是符号的动物”恰恰是西方^文科学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西方人文科学传统，促进了符号形式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而符号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促进了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的发扬
补充回答：
除人以外的地球生物，到底拥有多高的智商，动物学家花了不少时间，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据称，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是猩猩、大象、海豚、狗等。

犬支驯育专家的说法是，最聪明的狗是澳洲边境牧羊犬，智商相当于9岁的儿童。

我没有去证实，此说法是否属实，但是，狗的聪明是众所周知的。

通过训练，狗可以听懂口令、看的懂主人的手势与表情，还可以按训练的要求，做许多复杂的事情，如护院、查毒、追踪、搜救等等。

但是不管多么优秀的犬支，做多复杂的工作，识别多复杂的口令，究其行为的产生原理，其本质仍然是“条件反射”或者叫“信号反射”。

是通过训练员的反复刺激，而形成的对特定信号的固定反射，而对口令的原本意义他并不知晓，只知道受到什么信号，就回应什么行为。

是通过环境的直接刺激，而做出的生理本能反应。

动物中，智商最高的不是狗，是人类的远亲――灵长类的大猩猩。

此类动物不但可以用表情表达喜怒哀乐，还可以使用工具。

英国的动物学家，在非洲的丛林中，观察到，大猩猩将枝条的树叶出去，制造成食用白蚁的专用工具：将其通进白蚁巢穴内，再拔出枝条后，将枝条上的白衣舔食。

大猩猩还可以使用石头，或木棒敲碎坚果壳，以食用果仁。

这些发现，打破了我们的习惯认知――使用工具作是人类与动物的分界标志。

动物到底有多聪明，他的聪明与人类的智慧的差别再那里呢？
关于动物智慧，曾经是长期困扰着哲学和心理学家的一大难题，甚至，一些学者拒绝谈论动物的“智慧”问题。

事实上，一些所谓动物的“智慧”表现，只不过是受其生理需求支配，对环境的“刺激”的直接生理反应。

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智慧形式“符号智慧”。

所谓人类的“符号智慧”，是人类创造出的，间接把握世界的科学。

人类通过符号作为媒介，指代事物或代表抽象的思想情感。

由此，人类可以不依赖现实环境的刺激而把握信息并认知世界。

例如，旅游者通过导游图，与指路牌，便可找到他需要找到的目的地。

这种行为是通过一列符号行为晚成的：导游地图的编印者，将现实空间符号化――使用文字、图标指代，旅游者通过导游地图上的各类符号，便在没有接触到事物本身，就可以认知图中符号所指代的事物，从而获取其信息。

再通过指路标识，便可以找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目的地。

而动物完全不可能具备此种符号认知能力，虽然一条狗可以通过气味追踪，但是，这种行为完全只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非符号智慧。

再如，幼儿园阿姨，通过语言讲述就可让小孩知晓，红绿灯符号的意义及其使用规则。

虽然一只狗也可以做到，红灯停绿灯行。

但是相同的结果却是不同的智慧。

小孩是通过语言符号为媒介，知道了红绿灯信号的意义，做到红灯停绿灯行，是人类特有的“符号智慧”；而狗则需要通过红绿灯信号的反复训练，并建立起条件反射，最后才能做到了红灯停绿灯行的生理反应，这是动物的“信号反射”，并非智慧行为。

与人类的符号行为可间接的认知事物，而动物的“信号反射”必须依赖事物本身进行。

这种“符号智慧”是人类所特有的。

每一种语言，每一门学科都是一套符号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系统为媒介，间接的认知环境了解世界。

比如天体物理学，便是一套有关物理天体的一套符号系统，我们通过这套符号，可以间接的认知宇宙，而不必去每一个天体逐一考察。

使用符号，是人类由与动物彻底的分道扬镳，文明的进步是符号系统的逐步完善并强大的过程通，人类文明程度的另一各表述是，社会符号化的不断强化的程度。

人类的思想情感与知识文化的交流，都是通过信息的交换来实现。

人类信息交换，不仅可以通过动物性的本能交换简单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可以传递各种更为复杂的信息内容。

从最原始的的交流形式，到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都依赖符号进行。

每一条信息，都表现为特定的符号形式，符号是信息交换不可缺少的媒介。

实现产品资讯的传播，并与消费者沟通。

在消费者看到产品，使用产品之前，企业一直是通过将产品符号化，通过产品符号承载其信息，引到消费认知，以促成产品销售。

产品符号的持续传播，在消费者老海中形成关于某种产品的固定认知，这是一组稳定的商品信息，在公众脑海中，集中的以符号方式存在――品牌便产生了。

补充回答：“符号”概念是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在卡西尔看来,人是文化的人,而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符号,文化乃是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或现实化,由此人可以说是符号
的人。

卡西尔认为,“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

正是符号,人的创造力才得到最大的发挥,艺术、语言、神话、宗教、历史、哲学等等文化形式才得以产生;正是符号,才使人与动物同处一个物理世界,而又能拥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

从而超越现实规定性,向可能性行进;正是符号,人,就算是聋、哑、瞎也能凭借符号的功能拥有一个美丽的世界。

”卡西尔认识到文化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的创造物,而人无时无刻不在文化活动中塑造自己,实现二者这种辨证统一的桥梁就是人类特有的符号。

他认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

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

”他还说:“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

另外,卡西尔还对一种普遍被人认可的观点即人是理性的动物进行了驳斥。

他认为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是不充分的,因为理性对于神话、宗教不适用;语言是理性的源泉,但语言不仅包括理性形式的概念语言,还有非理性形式的情感语言;艺术也不能完全从理性角度去看。

因此理性是
人的一个特征,但它过于狭窄,不能对人的普遍本性做出概括。

所以卡西尔认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很不充分的条件。

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补充回答：他认为:虽然人是符号的动物,也是文化的动物,但是,人的本质既不是符号,也不是文化,而是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活动。

人的本质在于创造,这就是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最终界定。

他说:“人学研究的不是文化、也不是符号、而是运用符号进行创造的活动”。

显然,如果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符号或文化就与他所说的“人的本质不能从实体性来定义,而只能从功能
性来定义”相违背。

因为,不论是符号还是文化,都是实体性的,而非功能性的。

而“创造活动”
当然是功能性定义,也就是“劳作”,这种“创造”或“劳作”的结果则以神话与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不同的符号形式存在,所有这些符号形式在“创造活动”这个公分母下被统一协调起来,它们组成了文化这个圆盘整体,而每个部份则成为这个圆盘的一个小小的扇面。

它们共同指向“人类的创造活动”这个圆心。

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界定是从动态角度入手的。

人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性本质,人的本质在人的创造中,在人的不断“劳作”中,在人运用“符号”创造世界的活动中。

这个动态的功能性定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的静态的实体性定义,它能整合各种文化形式、经验材料、而不会于变成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

补充回答：人之为何？这是一个人类有了语言之后就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远古的争论我们已难知晓，仅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历代哲学家对此问题的阐述各各不同。

苏格拉底把人看成是能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斯多葛派哲学家认为人既与自然和谐相一致，又在道德上独立于自然；宗教界则认为人应到上帝那里去了解自身；哥白尼的日心说诞生后，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

于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追问并没有给出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

困惑依然存在，于是，哲学的发展也就没有穷尽，将伴随人类的存在一直发展下去。

卡西尔的《人论》同样是这诸多答案中的一种。

他把人定义为一种符号的动物，认为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

正是在符号思维与符号活动的基础之上，人类通向文化之路。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

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论争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在《人论》的一开始，卡西尔这样写道。

正是在对自我的认识中，人走向理性，并能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

卡西尔回顾了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解的经典回答，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答案解决了全部问题。

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似乎不能用理性二字来简单地加以拘束。

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

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由此，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然则，作为符号动物的人，是否具有特异性呢？以此来定义，能否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卡西尔认为，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

符号系统的指称性使每物都有一个名称。

符号不仅仅是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更是一种思想工具。

它与信号或暗号总是以一种确定而唯一的方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不同，符号是极其多变的。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思想或观念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

对信号或暗号的反应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在与符号的关系中，则只有人能够对之产生应对。

人置身于这个世界，难免要发问：“我从何处来，又将走向何处？”动物有许多本能的反应能够对其置身之所做出定位。

然而，在时空的二元汇合中，只有人会对那遥远的未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