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浅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杨兵
摘要：作为唐代诗坛巨擘，白居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

江州之贬后，他由慷慨兼济之士一变为自足闲适的独善隐者，以一种闲适的心态过着他的“中隐”独善生活。

这种“中隐”生活保障着他的物质需求，也保持了他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甘露之变”又使得他心生波澜，创作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既有对朋友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的暗自庆幸，也有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

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中交织着积极与消极的因素，且消极因素愈来愈占据上风。

但在消极的背后却又时时流露出他愧疚不安的心态和对国运黎民的担忧，以及对人生意义何在的迷惘。

关键词：白居易、后期、中隐、创作心态
Abstract：
Key words：
自居易退居洛阳后，共创作诗歌1010首[1]382，数量可谓庞大。

关于他后期的作品，白居易在他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

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清代评论家赵翼，评说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
[2]36。

一直以来，学界就不乏对白居易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就其晚年的生活以及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相关的论著，如王拾遗《白居易》、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万曼《白居易传》、陈友琴《白居易》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晚年生活，但这些作品大多只是简略地介绍了白氏晚年的生活概况，而对其晚年的生存、创作心态很少作具体的研究，即使有涉猎，也多是截取片段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系统的分析探讨。

八十年代后的一些论文专著中，也对白居易归洛后的创作心态有所提及，如：蹇长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以及
吴在庆著作《唐代文士的生活态度与文学》都认为白氏晚年持亦官亦隐、放旷安逸而又隐逸自足的“中隐”态度；张安祖《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认为白居易晚年洛阳生活中的“乐”和“知足”实际上是“用以自欺的姿态，在其表象下则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池万兴《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则认为白氏中年以后，“从积极有为的激进心态逐渐退缩为‘远祸全身’的苟安心态，采取了所谓‘中隐’的人生态度。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认为白氏晚年安于追求享乐、适意的生活态度。

总之，这些研究资料从各个方面对白居易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释，承前启后地把自居易研究推向了更加精深详尽的地步。

但白居易研究在成果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论题比较集中，且多有重复，研究角度单一，不够新颖等等。

当然，我所选的这个论题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氏归洛后的晚年创作心态作一个整体的调研和论述，希望该课题能对当前白居易研究有所裨益。

一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划分
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种：
1.以江州之贬为界。

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专著都以元和十年(815)自居易遭江州之贬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积极进取，“兼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退隐、“独善”之类思想的萌生、发展是在遭受这次贬谪的打击以后的事[3]。

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持这一观点。

2.以卸任左拾遗为界（元和五年）[4]。

3.以自请外任为界（长庆二年）[5]。

应当说，以上三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说都将白居易前后期思想作品的转折归结为一个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起争论的原因，因为无论哪一个时间点都无法将所谓的前后两期截然分开。

实际上，这一转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是一个时期。

其实，几家之所以各执一词的原因是各家在其坚持的时期内，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心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有其合理方面，但都不能全面地概括白居易思想的变化。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忽略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和统一。

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其实是兼于其一身的，只是由于时势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过完全分开的情况。

所以，试图将白氏思想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便会遇到尴尬。

这种情况下，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把白氏思想看成一个过程的观点
更值得我们关注。

如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6]、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7]、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8]等都不主张将白氏思想做截然分期。

鉴于此，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将白氏的思想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将他思想的转变看成一个过程，似乎更有说服力。

早期思想可截止到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

在此之前，白居易思想主要以积极的“兼济”思想为主。

关于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此处就不再着过多的论述。

中期思想以元和十年至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为宜，这个时期，白氏思想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开始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白居易上书言事，却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入世激情无疑受到了极大地冷落。

赴任江州司马后，消极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就放浪山水，寻僧访道”[9]，“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

”[10]但此时期仍不宜看做是他“独善”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

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一旦有重新出世的机会，他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不平静的岁月，几经易代，仕途起伏，兼济和独善思想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从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白居易曾为这个机会感到欣喜，但忠州的险山恶水又令他非常失望。

他对仕途、功名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报国为君的热忱己然平静，建功立业的愿望也逐渐冷却，而随遇而安、明哲保身、优游诗酒逐渐成了其生活中的主要方面。

“独善”思想一度占据上峰。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爱其才，招之回京，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浩、中书舍人，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甚至“唯求杀身地，誓答恩光”，但此时白居易的棱角已多被消磨，“从此期的行事看来，白居易已完全没有了早年面折庭径的作风，对穆宗虽有所谏助，但言辞、语意却比以往平和得多。

”[11]可见，经过仕途坎坷，白居易已经心力交瘁，消极退让的思想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取代积极有为的思想，但兼济和独善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平衡，此时，任何一个砝码便能使这种平衡打破。

长庆二年，“时唐军十余万围王廷凑，久无功，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皆不听。

复以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乃求外任。

”[12]129白居易的出世余烬再次被浇灭，不同以往由统治者摆布他的官职，此次他自请外放，主动离开政治中心，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再也提不起兴趣。

兼济的思想强势逐渐让位于独善。

大和三年以后可以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晚期，独善的思想占据了思想的绝对
强势。

此时政治环境迫使他的从政热情进一步低落，“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

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阂，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13]又兼他年事已高，亦无公务缠身，傣禄优厚，自此便优游诗酒，《病中诗十五首序》中“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等都得名于此时期。

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寓居洛阳时期他基本上结束了讽喻诗的创作，正如他的《序洛诗》中所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个别作品虽触及民生疾苦，但已不象早期作品意在揭露这些现象，引起当局的重视加以解决，而仅限于表达个人的同情以及无可奈何的愧疚之情。

”[14]至于他晚年开龙门河滩，以利舟行，基本上也属于佛教徒修桥补路的行善积德行为，与他早年的兼济天下不能等同，因为“白居易晚年崇信净土，唯作来生之计，实际已放弃了他一度用以自勉的现世精神”[15]338。

此时期，在兼济和独善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较量中，他的独善思想彻底占据了上峰，白居易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关注。

故若要研究白氏的后期创作情况，在时间的截取上，以大和三年以后为宜。

故而本文将大和三年作为白居易后期人生的开始，对其创作心态进行研究探讨。

二白居易后期总体思想特征——中隐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当时正值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

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

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

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

这样，依旧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保障，又避开了政治的倾轧。

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朝中波涛汹涌。

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
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

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相比之下，小隐倒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

但白居易对彻底与世隔绝、宁可饿死也要守节的真隐士并不赞成。

他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一直都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儒家“君子固穷”的主张在白居易看来值得表扬却不值得提倡，那些真正的隐士虽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但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

白居易理想的生活是既要保持个体心性的逍遥自适，又要得到丰厚的奉禄。

即“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奉钱”的中隐生活。

他分司东都只是把自己的形迹留在了官场，利用官职取得生活的物质保障，目的却是在追求个体生活的适意。

这样便把仕与隐统一了起来，使他既不离开政治，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奉禄，又无需为公务烦恼，可以享受隐士般的悠闲生活。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中隐”处世态度是将古代的大隐和小隐的长短处做了一个聪明的折中，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士人在“卫道”与“忠君”的矛盾中对自我与朝政关系的调节。

白居易的“中隐”观折中了大隐与小隐的长处和短处，调控了从君与从道的对立冲突，将政治上的进退、物质上的盈亏融通其中，这其实是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的心态。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

”[16]121
白居易“中隐”心态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出身，思想传承，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

白氏这种“执两用中”的中隐观念的形成，就其思想基础来看，可能与其“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17]189
的庶族地主意识有关。

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则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融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知止”，并借助于“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而形成的。

至于促使这一观念形成的现实契机，则是在他经历了江州之贬，深谙宦途风险之后，而且经历了一个由“吏隐”到“中隐”的犹豫思索的过程。

《中隐》诗写于太和三年(829)，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

而“吏隐”的提法，则始见于元和十三年(818)，白氏四十七岁时所作《江州司马厅记》。

两者相距达十一年之久。

这期间，白氏或求外任，或侧身于闲散官职，可视为从“吏隐”到“中隐”的过渡阶段。

《寄微之及崔湖州》诗云：“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可见，白氏视外任地方官为“吏隐”。

而被贬之后的白居易看到现实中矛盾百出，危机四伏，想到兼善天下的抱负无法施展，其
人生观、创作心态遂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先的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一改为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中隐”态度。

三白居易晚年的“自足”“闲”“适”心态
白居易早年积极入世，但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世的艰辛后，他的处世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以饮酒赋诗作为人生之乐，诗、酒、游、宴是其洛阳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渐遁入佛门。

白氏对自己晚年的这种生活感到知足，并且将这种生活放大到放纵的程度，却又时时流露出愧疚不安的心态。

中隐，是白氏生活的主导思想。

然而，与“中隐”思想密切相联的，是其自足、闲适心态，因为自足、闲适，白居易晚年才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役的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合一。

自足是晚年白居易内心获得平衡的有效杠杆，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缺憾，诗人借自足使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如对于自家履道池台的窄小，白居易想到的是宅园虽小，自己却能真正成为其主人，而有多少人却因羁身富贵，无法抽身，建于洛阳的园林、豪宅只能虚置空锁。

开成三年(838)，诗人有《自题小园》诗：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

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

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

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

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

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

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

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

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这便充分表现出了他自足的心态。

对于年龄的增长、衰老的降临，白居易亦能坦然的面对。

“亲属惜我老，而我独微笑”，64岁的白居易在《览镜喜老》诗中陈述了自己之所以能微笑面对衰老的原因：“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

不老即须天，不天即须衰。

晚衰胜早天，此理绝不疑”。

会昌二年，白居易71岁，对于逾越古稀的年龄，诗人在《喜人新年自咏》中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

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对于年岁的增加，白居易抱着“喜”的态度，有“喜老”的说法。

能够终老天年，是他理想的人生。

可以说，自足是白居易晚年思维的一大特点，他以洛阳为人间仙境，以洛下生活为地上神仙，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度自足的表现。

自足是诗人之所以能做到身心闲适的心理基础，正如其《风雪中作》诗中所
云：“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

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役。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
“闲”是白居易洛阳生活的最大特点。

身居散地，位在闲职，《登天宫阁》中自称“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

仅在其晚年诗题中，出现“闲”字已很多，有语词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卧、闲眠、闲咏、闲忙、闲望、闲问、闲谍、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

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
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

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

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

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

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

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

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

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

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

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

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

其诗中所写既有静态时的闲卧，又有动态的闲游。

闲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

在白居易看来，身闲是人心性安乐的基础，身闲心乐是晚年白居易所追求的生命体验。

白居易又认为，“闲”是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

其开成四年(839)所作《白颇洲五亭记》中写到：“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

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

境心相遇，故有时焉?”认为境心相遇是心物交融、创造诗境的前提。

白居易认为，诗人只有心闲，才能体会物情，感受和体悟自然幽深之境，进而在诗歌中创造这种意境。

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摆脱世俗羁绊后身心的自由。

身闲、心闲有助于诗人心灵对世间物色的感悟及诗境创造，这种心境也是作者获得创作契机的前提。

在白居易的晚年思想中，“适”不仅包括人的个体生命的自适，还以万物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万物都应按其本性、顺乎自然规律地存在。

其《春池闲泛》诗描写自然界动、植物皆自得适时地存在着，引出“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的点睛之笔。

《春日闲居三首》诗中有：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

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

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

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

”
《自咏》诗中：
“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

马从衔草展，鸡任啄笼飞。

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表达的是同样的万物遂性的思想。

其《新乐府·昆明春》诗亦有“动植飞沉皆适性”之句，并言“愿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皆欣欣”，表达的是人性平等，应当实行人道政治的思想。

可以说，在白居易早期诗中，适性之思想，是用来作为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的，而在其晚年诗中，则是用来作为个人自由之理论根据。

总之，像白居易这样性格复杂的诗人，其心态更是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去概括，其心态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事件都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局面。

但总的来说，“中隐”是白氏后期的总体心态特征，在这个总特征笼罩下，他由之前慷慨悲歌、为民请命的兼善之士一变为知足保和、心空虚静的独善隐者，冷漠淹没了热情，逃避取代了责任。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造就了这样一个白居易。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

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不管怎样评价，自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发展出的一种人生哲学，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与隐的矛盾。

这种思想反映了在封建社会转变时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定位的调试和他们对进退出处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这一思想的出现也是文人士大夫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产物，它对后世文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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