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熟人_与_陌生人_的人际关系比较_张康之

收稿日期:2007210218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　),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燕山大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哲学与文化。

2008年第2期总第38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 iangsu Ad m inistrati on I nstitute No .2,2008General No .38

・社会学研究・

“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伴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自由的稀薄的人际关系,以习俗型信任为特征。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以及受到契约、物和物化了的社会设置所中介了的间断式人际关系,它以契约型信任为特征。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由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将是一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包含的是合作型信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跨越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自觉地促进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生成。

关键词:熟人;陌生人;人际关系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860(2008)022*******

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工业社会属于陌生

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往往会混杂、重叠和胶合在一起,从而在社会治理上出现政策和行为选择上的困难。因为,在熟人社会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主要是习俗、习惯和道德,而陌生人社会则需要通过健全法制和民主的途径去获得理性秩序;于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习俗、习惯以及道德无法对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是不能够寄托于对习俗、习惯和道德力量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要求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的时候,又受到习俗、习惯等因素的抵制,使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无法有效地达到

预期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考察熟人与陌生人

的人际关系特征是有意义的。

一、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托夫勒在谈到农业社会时,准确地指出了

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人们非常狭隘的浓厚的地方观念。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而和他们的邻居和村庄一起排外”。[1](P83)

他们的世界只属于熟人,陌生人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地点,都是可疑的和受到排斥的。在农业社会,一切都是千古不易的,世界是那样的确定,熟人社会的格局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习惯的和被看作为自然的,因而导向封闭,人们甚至在心理上不能接受陌生因素

8

5

的侵入而打破他们习惯的世界。

可以说,在农业社会中,陌生人与熟人是非常容易区别的,是可以准确定义的,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熟人就是熟人,他们都在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整体性上属于陌生人或熟人。然而,在工业社会中,陌生人和熟人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陌生人之间可能会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而具有熟人的性质,而熟人之间可能会相互猜忌而成为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某些方面是陌生的,而另一些方面又可能是熟悉的。吉登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前现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区总是更大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陌生人’在这里指的是‘一整个人’: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当然很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因素,使这个从外部迁入某个小社区的人得不到这个社区内部成员的信任,甚至当他在这个小社区居住了许多年以后,情况可能仍然没有改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如此特别地与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2](P93)

农业社会虽然也会有陌生人出现,但这个陌生人主要是一个自然的陌生人,而且这个社会能够很快地消灭这个陌生人。可以想像,当一个陌生人在某一熟人圈内出现的时候,人们立即就会抱着充分的好奇心了解他,当发现他不怀敌意和不具有危害性时,他立即成了熟人;同样,在试探性的接触中发现了他的敌意和危害性时,就会立即做出驱逐甚至将其杀死的决定。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陌生人被消灭了,熟人社会恢复原状,一如惯常。工业社会不同,它不仅依然大量存在着自然意义上的陌生人,而且随时随地地把自然意义上的熟人转化为陌生人,这个社会无时无刻地不在制造陌生人,因为这个社会无法容忍熟人,它时时要求打破熟人圈子中的惯性、惰性和封闭性,它在何种程度上瓦解了熟人圈子,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拥有了社会活力。

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之后,人们开始只关注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利益,“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3](P27)。工业社会以及它的市场经济,把完整的个体的人的存在抽象化为“经济人”,使人只认识金钱和利益得失,时时处于计算与算计的行为谋划之中,这对农业社会的“亲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而,农业社会熟人环境中的“亲情”也就不再能够发挥联结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然而,社会又必须以人的集合体的形式出现,而且,人的精心计算或算计所欲获取的利益,也需要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人们必须找到一种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而构成社会的中介因素,契约就是这种因素。所以,在工业社会,以契约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类型。在经济活动中,契约直接以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交往与联系中,契约则以其他形式化的规则体系出现。正是这样,契约关系被确立了起来,并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能够赖以交往的基本性的社会关系模式。

吉登斯通过创造“脱域化”这个概念而准确地描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转变的特征。他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2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2])(P124)这对于理解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性和交往可能性,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吉登斯试图在陌生人社会中发现那种使熟人社会联系起来的因素,并指出这些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其实,吉登斯的所谓“脱域化”,在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开放,社会越是开放,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是频繁,陌生感就越强。这虽然与人们的感性知识不相符,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所在的陌生人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之间交往得少了,而是交往得多了。所以说,陌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并不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与次数,而是由社会整体上的开放程度决定的。在农业社会中,也许邻里因为某些事情而成为仇敌,相互之间并不交往,但是,他们之间却是熟悉的,属于熟人。在工业社会,商人们因商务活动而频繁地交往,但他们之间可能是陌生的,属于陌生人。可见,哈贝马斯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