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 政治发展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评析政治发展理论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达到研究的顶峰，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跃期，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

对世界政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理论派别，即戴维·伊斯顿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为代表的体系功能学派，以卡尔·多伊奇和马丁·尼德勒等为代表的社会进程学派和以李普塞特和塞缪尔·P ·亨廷顿等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本文试图通过该书，阐明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梳理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积极借鉴意义及其政治发展理论的缺陷，以求更深刻地认识政治发展理论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一、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大批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未是这些国家出现相应的政治稳定，而是动乱频繁，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实际，亨廷顿通过大量的研究，力图找出产生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设计一套可行的思路和模式，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高低，通常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

亨廷顿则不同，他将政治发展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是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政治发展是积极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果。

可见，政治发展不等同于政治民主，也不等同于政治现代化。

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的内涵确定为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大众化，这些标准都必须有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因此，政治发展只是政治现代化所产生的积极地政治后果。

具体来说，亨廷顿从四个角度来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内涵：从地理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贫困及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现代化过程的政治方面和政治结果；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向某种政治体系的目标和状态的进展；从功能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向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政治特征的发展过程。

[2]政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地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过程。

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1、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

一个国家政治上的成功与否，既不在于是否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不在于是否扩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而在于是否保持社会的安定，因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3]虽然其政治发展理论自身发展前后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前期强调稳定和权威，到后期强调民主和参与，但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关注是其不变的主题，他试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寻找稳定和民主之间的平衡。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政治稳定并非必然的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

“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

”[4]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贫困，而在于政治参与的程度超过了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的发展、工业化和大众媒介的推广等，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加了民众对政治的要求和期望，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性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5]要想保持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提高的同时，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也要相应的提高，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动乱和不安定。

但是，我们说亨廷顿把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说他就反对民主，他所要追求的稳定是在民主发展中的稳定，更不应将其只理解为静态的稳定，其所强调的稳定更多的是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动态过程中的稳定。

而要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进行政治制度化。

2、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手段和标准亨廷顿寻求政治稳定的途径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手段和标准，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共同体建立和维持、促进社会政治一致性、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看法。

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他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或称内聚性、凝聚性）来衡量。

第一、政治体系的适应性。

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层次就越高，一个讲话的适应性微弱的组织，则只具有低层次的制度化水平。

这里讲的适应性是以在环境挑战下存活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一个组织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受时间考验越久，就越具有适应性。

第二、政治体系的复杂性。

形式简单的政治容易衰败退化，复杂性才会产生稳定性[6]，组织越是复杂，其制度化水平越高，复杂性既包括组织方式在层次上或功能上的多样性，也包括不同类型的次组织单位的分化。

复杂的政治体系能够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的能力，从而比较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

第三、政治体系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指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存和活动的领域，因而不会因为某一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而改变其活动宗旨、活动程度。

第四、内部协调性（凝聚性）。

是指一个组织应该具有共识和独立的精神形态以保持内部的统一性。

内部协调性越强，制度化水平就越高。

因此，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结构越复杂、独立性越强、越具有内部协调性，其制度化水平就越高。

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不能为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渠道，不能有效的将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势力吸收到现存政治体系中来，过度的政治参与会引起政治不稳定。

3、政党和政府权威是政治发展的保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利益纷繁复杂，价值多元化，要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良性发展，就必须有一种组织对多元的社会价值和利益进行整合。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具有社会利益整合的重要功能。

亨廷顿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并不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现代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而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政府权威、强有力的政党和组织制度。

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走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

亨廷顿认为，有无政党、政党的强弱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一个无党政权是一个保守政权，一个反对党的政权是一个反动政权，现代化的发展增加了无党体系的脆弱性。

同时，政党体系也必须具有高度的制度化水平，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化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产生混乱的政治和暴乱。

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包括三个方面，即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者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以及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7]一个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因为政党的力量反应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

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乱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

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

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

[8]在强调政党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亨廷顿也十分注重政府的权威。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聚集化和多样化，一个社会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

[9]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经济平等的措施要求权力的集中。

4、革命和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动力亨廷顿认为，革命和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动力。

革命是对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关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的一场急速的、根本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地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

[10]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一种途径。

他区分了政治革命的不同类型，即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

革命发生的两个先决条件是：一是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政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

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有赖于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资产阶级-与现存秩序的离异程度；二是农民与现存秩序离异的程度；三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不仅与相同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的程度，这个目标通常是民族主义。

而改革是和平的推进自由、平等、民主和政治上的责任性。

改革比革命更困难，因为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改革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的要求尖锐得多。

改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今早的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的全面的、斩草除根的闪电战战略；另一种是藏而不露、隐匿改革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一事一办的渐进的、枝节的费边式的战略。

亨廷顿认为，两种战略各有利弊，最有效的办法是将二者综合起来运用。

同时，社会不同阶层，在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改革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社会各阶层、城市和乡村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

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是不安定的主要来源，相反，农民就是一直稳定的保守力量。

因此，从改革的结果上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