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其人与其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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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侵扰的军队，称为边兵，还有运输军用物资的驿卒。明末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边兵常无衣无食。更有甚者，明末，明廷又大量裁汰边兵、驿卒。这些被裁汰下的边兵、驿卒难为生计，于是铤而走险，拉队伍造反。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白水县爆发了王二领导的饥民大起义。陕西连续两年大旱，饥民吃树皮和观音土，官府还“严为催科”，于是官逼民反。一人登高呼，众人如潮涌，数月间陕北几十支饥民与边兵、驿卒的造反队伍举起大旗。边兵、驿卒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熟悉地理交通，又有一定胆识，所以一旦起事，队伍发展迅速，遂形成明末大起义洪流。

张献忠相貌奇伟，艺高力大，面目微黄，声如巨雷，在王嘉胤领导的起义军中，自领一军。他剽悍果勇，屡立战功，自称“西营八大王”。

张献忠入川

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被叛卖遭杀害后，军队由张献忠统率。在官府的追剿下，各路义军“三十六营，二十万人”分别转入山西、河南等外线作战。崇祯六年（1633年）首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等地。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下旬，张献忠率军第二次入川。他由大昌（巫山北）、大宁（巫溪）、夔州（奉节）、开县、新宁（开江），攻保宁（阆中）和广元未克，四月由达县、仪陇北上返回陕西。

明末起义队伍中另一领袖李自成（1606～1645年），原是高迎祥的部将，他

们都是陕北人。崇祯六年，李自成第一次入川，破夔州，攻广元等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牺牲，部队由李自成率领，号“李闯王”。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军第二次入川，攻克龙安（平武）、剑阁、绵州、安岳，包围成都20余日。残酷的战争与多年的奔波，使起义队伍十三家七十二营，有的失败，有的分化组合，至此仅剩下李自成、张献忠和罗汝才三支。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罗汝才搞分裂通敌，被李自成杀死。当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景山）树上。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湖北，遭到明军主力围剿，多次失利，于十三年四月第三次转战进入四川。由巫山、大昌、太平（万源），攻保宁、剑阁、广元、绵州、梓潼、绵竹、什邡、安县、德阳、金堂、简州、资阳、荣昌、永川、泸州等县市，农民军“以走致敌”，所向披靡，拖得官军团团转，疲惫不堪。当兵部尚书杨嗣昌带领官军入川时，张献忠部队又乘隙，“一日夜驰三百里”，飞驰出川，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破了空虚的襄阳，杀了襄王。杨嗣昌遭此大败而自杀。

明朝末年，官军两线作战，东北抗击清军，西部镇压李自成和张献忠，疲于应付。崇祯十四年杨嗣昌自杀后，朝廷围剿方略彻底破产。

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在湖北称“西王”，攻克黄州、武昌，执楚王朱华奎沉于江。十二月，张献忠第四次攻入四川，由湖北岳州（岳阳）攻夔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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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60万人，次年春攻克夔州，六月克涪州（涪陵），六月二十日克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和“衣冠”、“士大夫”等“一万余人”。八月九日，攻克成都，而后分兵四出攻占各府州县。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公元1644年4月末，清兵入山海关，5月初占领北京。1645年春，清军占领陕西，下书招降张献忠，遭拒绝。1646年春，张献忠集众将决计撤出成都北上抗清。11月27日在北上途中因遭叛徒出卖，被清军射杀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杀人

张献忠转战16年，带几十万农民军鏖战，几进几出四川，不知杀了多少人。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说，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张献忠对王府、官员，对抵抗的官军、富户、文人，均采取镇压手段。进攻重庆时，放话在先，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均被杀，将一些顽抗的官兵的耳朵、鼻子割掉放到其他州县，企图以恐吓手段瓦解各州县的抵抗。在成都建立政权后，有时“因岁饥，转掠富户”，军队四处打粮，遇反抗者，即杀之。张献忠是造反，忠君的官僚、富户、文人认为他们是贼寇窃取天下，时时暗地纠集武装杀新官，搞破坏活动。张献忠本来对封建文人就抱着猜疑态度，在开科取士时，居然有人在青羊宫、大慈寺公开诽谤、捣乱，遭到打杀也就是必然之

事了。

张献忠带着几十万军队，要军饷粮食，建立大西政权，要巩固，他倘若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几十万军队饭碗咋解决？张献忠是依靠百姓，打击官府的。在湖广（今湖北、湖南）转战时，对百姓公告“三年免租，一民不杀”。张献忠进川，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子，向成都进军时号令：“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幼不留”（《滟囊》卷二），并先传“招降牌”，明令“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光绪《射洪县志》卷一七）；“官兵降者不杀”（《蜀龟鉴》卷二）。曾在张献忠营里待过的简州人傅迪吉的《五马先生传》和西方传教士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均详细记有大西军杀富抚民的史实。《蜀碧》中记载，四川的奴仆、佃农“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新都县农民还将藏匿田野间的知县捉送张献忠军营。义军在成都地区时，“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记事略》）。据当时人李蕃著《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所载，雅安地处边远，受到骚扰，但未受到太大的破坏。乾隆《涪州志》载，张献忠军队里“不蓄老弱，不携妇女，三日一检，不私橐金，良为悍寇”。他们是不贪财，不贪色，“饥则聚掠，饱则弃余”的“流寇主义”军队，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也一日未安静，仍处在与明朝残余势力、地主武装和后来的清兵作战中。

谁杀尽四川人

张献忠杀了许多人，官军镇压造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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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更多。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载，官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随义军不敢打，而滥杀百姓报功，“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从张献忠占成都至其撤出成都仅三年，而张献忠死后，却有连续30余年的战乱：清兵入川，镇压四川的抗清斗争，不知杀了多少人；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兵败退出成都时，掳一千余人，“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明末清初，四川一片混乱，明朝残余势力、地主武装、各地土匪等，不仅攻伐张献忠余部，又相互弱肉强食，抢夺地盘，搞得村落荒芜，尸横遍野。由于天旱年荒，有的地主武装以人肉干为食。长期混战杀死、饿死的都是百姓。不久，吴三桂叛乱，八年的平吴战争，四川又是主要战场。连年战乱，搞得四川真是“雪上加霜”、“十室九空”、“靡有孑遗矣”（同治《叙永县志》卷八）！这就使得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空如大漠”了。

谁杀了这么多四川人，上述十分清楚。还得补充一点，由于战火连年，尸骸遍野，引起瘟疫，什么“大头瘟”、“马蹄瘟”、“马眼睛瘟”等，肆虐各州县。田园荒芜了，虎豹成灾，史书载虎豹成群“穿屋巅，逾城楼而下……有经数日一县之人俱尽残者”（《蜀碧》卷十）。瘟疫和虎患也消耗了不少人口。这一点，不少地方志上有详细记载。

清初四川人口绝少，大约8万人（户）。为了恢复人气，恢复社会经济，康熙皇帝下诏天下移民入川，而且采取极优惠的鼓

励政策，于是有湖广、陕西、山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余省移民入川，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故事。

历史事实十分清楚，为何又将四川人口锐减全归罪于张献忠呢？“张献忠洗四川”的杀人故事来源于几本书，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沈荀蔚《蜀难叙略》、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刘石溪《蜀龟鉴》、欧阳直《蜀乱》、孙骐《蜀破镜》、毛奇龄《后鉴录》，还有李馥荣《滟囊》等，这些都是当时文人的私家著述。这些文人都是极仇恨张献忠的，如《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本人参加了张献忠的考试，虽未遭杀，但仇恨仍在。这些文人归顺了清王朝，当然不会说清兵杀人、吴三桂杀人，也不会说地主武装杀人，于是全加给“贼寇”张献忠了。他们编了一些似是而非，颇有一定趣味情节的故事，如“草杀”、“天杀”、“开科杀士子”等。毛奇龄说张献忠一次“草杀”杀了四川人六亿九千九百万。后来，有的文人还编出张献忠有“七杀碑”，碑文：“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上世纪，考古发现此碑，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其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碑今立在广汉市公园，游人均可参观。

清初修《明史》，关于张献忠的事，不仅杂采了以上几部野史资料，而且更夸大其词。该书前面说，明末四川人口三百万，而后面《流贼传》又说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不仅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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