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史思考

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刘世定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受到关注，并非仅仅是因为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为一个学科所不能胜任。这是一个常识上的真理：要说明或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哪怕是十分简单的现实问题，用一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附加以一些尚未学科化的甚至难以明确表达的知识，即M·波拉尼所谓的沉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而遇到复杂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已为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关注，那么，运用多学科知识自然成为必要。这种外在的需要固然有时会提供学科间互动的激励和机会，但并不必然。各自保持原有学科疆界而携手共同为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是不乏其例的。只有当不同学科发展的内生逻辑和传统的学科边界发生的碰撞时，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互动关系问题才会出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形势。这是本文的学术关怀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不仅涉及的文献繁多驳杂，并且在各个国家也不同。这里只是粗观大略地勾画一个脉络，指出几个对后来的发展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事件或环节。

1、三个阶段

回顾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时期、经济学边际革命后的疏远时期、互动加强时期。

（1）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两个学科之间尚无明确的分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包容着后来被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别发展的内容；二是出现了以社会学为旗帜的对经济学的批评。

这个时期终结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边际革命，而对于其起点，我想大致可定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特别是以亚当·斯密的学术研究为标志。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后来被社会学家关心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论述。甚至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讨论的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其锋芒直指也仅限于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者，而对斯密，则保持了景仰态度。某些后来的经济学

家、社会学家也指出过斯密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成分。1

马克思是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同为本学科重要学者的人物，不过在他看来，他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而从未将他自己的任何一部分研究称为社会学，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学”一词已经出现。他试图将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即价值理论和对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他那里，被经济学家关注的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再生产等理论，和后来被社会学家关注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理论是结合在一个体系里面的。

韦伯最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学术界，继而开拓出一系列的新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许多研究属于“社会学”。他对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著名方法理论，均起因于经济学中的讨论，如“价值中立”的提出，起因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内部的争论；“理想型”的提出则与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的争论有密切关系，他试图以此来打通两者间的沟壑。至于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的是原创性问题，并未顾及学科。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处于下面将讲到的第二个阶段的前期，但从学术风格上，我倾向于把他归入古典时期。

有必要指出，在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以“社会学”（sociology）为语言标记的对当时的经济学（即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这是从孔德开始的，但是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上，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分野。涂尔干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完全集中在方法论和一般社会科学特征上，他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来看待的。（涂尔干，1995）至于他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而且关于“机械”的分工和“有机”的分工的区别，更和马克思的“简单协作”和基于分工的协作的区分有联系。

“社会学”用语的出现，在当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与统一上，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

1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写于社会科学学科初步分化时期。正如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所说，《国富论》“写在学科的分工还没有进展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程度的时代。”他认为，“〈国富论〉是一本一般社会科学的著作。它不自觉地把分析延伸到经济理论、政策以外的世界历史、欧洲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海尔布伦纳，1976/1982）经济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和斯维特博格指出，“〈国富论〉发表时，经济学论题和社会论题（social topics）之间没有巨大的分离。”（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p3）

可能最早把斯密认同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是斯莫尔（A·Small），他之所以把斯密看成一个社会学家，主要是着眼于他的道德哲学。他写道：“斯密的社会哲学传统是通过社会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继承下来的。社会学家们一直生动地保持着斯密道德哲学的充满活力的火花。”（转引自哈奇森，1992，第34页）斯莫尔的这个看法发表于1907年。较斯莫尔稍晚，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了斯密的理论中的社会学成分，但他认为那时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即“经济社会学”：“劳动分工、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对自然日益增长的控制、经济自由，以及法律上的安全——这些是构成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学’的最重要的要素。它们显然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社会结构相关的，而不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任何内在的自发性相关的。”（熊彼特，1912/1990，67页）显然，在熊彼特那里，对斯密理论中的社会学成分是在经验科学意义上而不是在社会哲学意义上来把握的。

它具有强烈的统一倾向，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的学科分化持反对态度，乃至否认经济学有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为一些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归宿，从而为这些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埋下伏笔。

（2）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疏远时期。

“社会学”的出现，并未抑制住经济学的独立发展。特别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发生，更使经济学和当时的其他社会研究领域分离开来。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和社会学越来越疏远化，相互之间很少关心对方在做什么。其缘故我们后面将进一步论及。

当然，也应看到，尽管从总体上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是疏远了，却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打破边界，或开辟出一些后来为两个学科共同关心的领域的先驱人物。如帕森斯提出社会系统理论，试图统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实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耦合”。他认为，将马歇尔和韦伯的著作放在一起研究，将可以揭示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注重两学科关系的做法，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帕森斯，1956/1989）虽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但却在两个学科的沉闷关系中注入了一丝新鲜的气息。西蒙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建构组织和决策理论，以治疗社会科学研究中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即一方面是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人以全知全能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心理学将一切认知活动归因于情感的倾向。（西蒙，1946/1988）阿罗讨论了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阿罗定理（不可能性定理）。（阿罗, 1950/1992）如此等等。

（3）两个学科互动日益加强的时期。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进入传统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社会学者进入传统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的现象越益普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沟通也开始加强。及至80—9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互动开始形成一种颇有潜力的势头，并使两个学科间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此间出现的一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趋势，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说明。

2、孔德引发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早期历史上，就学术层面而言，有两个事件或环节曾发挥了较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孔德引起的争论，另一个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他因此被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学的鼻祖，虽然从学科实质内容而不是名称来看问题的学者通常不这样认为。

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主要包括：

（1）对经济不能和社会其它部分相隔绝加以研究；

（2）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和社会其他部分隔绝开来，是以“形而上学”（贬义的）为基础的，因而它并不构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2他还谈到，（当时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作为律师和文

2孔德认为：“在研究社会和生命体时，由于主体的性质，各种普通的现象都必然时相互依存、有机地联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