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理论视域

价。

先拿它的层叠的屋顶来说吧，有些评论家赞美它像伸展的鸟翅或帆影、贝壳、花蕾，而另一些评论家却嘲讽地说它像鲸群张开巨口吞吃小鱼的争斗，甚至像乌龟交尾。

”［２１］对悉尼歌剧院虽然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判断，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８日悉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就说明世界大多数人对悉尼歌剧院作出了正面评价。

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明确的评介标准。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１７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中明确规定：“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位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２２］这就是审美判断的共性。

公正地说，周启光的美学论文对美学研究的深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生理快感的美学价值，论证了色、香、味不是客观物质的属性，而是主观的生理反应，是美感的基础，纠正以往众多的错误认识，这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论文的明显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生理快感的作用，而又由于对哲学、美学的生疏，在论证中出现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如果今后在这方面有所加强，我相信他在美学研究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１］［２］［３］［４］［６］［７］周启光．我怎样解开美的本质之谜——论证美就是美感．美与时代（下半月刊），２００８（０１）［５］见：辩证唯物主义原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６－１１７页［８］周启光．破解美的本质千古之谜的突破口——美学“日心说”，“色美”非客观．北大中文论坛，２００８－０３－０５．博文：ｗｗｗ．ｐｋｕｃｎ．ｃｏｍ／……［９］曹利华．对一个老而又老命题的驳正——与曾簇林先生的“客观论”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０５）［１０］曹利华．美学基础理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８２－２８３页［１１］曹利华．美学基础知识・序．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２］［１３］［１４］周启光．我怎样解开美的本质之谜（二）——论证美感就是快感．见：北大中文论坛，２００８－０３－０４．博文（ｗｗｗ．ｐｋｕｃｎ．ｃｏｍ／）并据《美与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周启光《论证美（美感）就是快感》，对文字有所订正。

［１５］［１６］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１３７页［１７］曹利华．美学基础理论．美感的产生和本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８］［１９］［２０］［２１］周启光．我怎样解开美的本质之谜（三）——论证审美判断无客观标准．北大中文论坛，２００８－０３－０４．博文［２２］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１条．见：百度百科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理论视域文／王天保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这一理论问题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话语空间，其中的触发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中蕴含的公平、正义的伦理观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正在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回溯到“原点”，以获得新的理论增长点。

因此，追寻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踪迹”，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研究的综述马克思、恩格斯探讨悲剧问题的一些文献资料引入中国学术界的时间相当早。

据有的学者介绍：“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３期，发表了易卓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就剧本《济金根》给拉萨尔的信，易萌译的恩格斯给保・恩实习编辑：李鹏辉作者简介：曹利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斯特的信。

”［１］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学者探讨悲剧问题也喜欢引用其中的观点。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学者们还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问题。

对此，李中一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概述：“五十年代中后期，由老舍发难的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了。

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同志都提到恩格斯关于悲剧问题的著名论断：‘历史必然的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

特别是近几年，人们都在争论这一论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即它能否概括中外几千年悲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能否继续指导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

”［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学者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主要思路就是探寻他们悲剧理论的“本义”，因此文献发掘与文本细读是其主要的阐释方法。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边界”。

郭志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特点在于：“第一，他们不像历史上的美学家那样，就悲剧论悲剧，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历史地、具体地揭示悲剧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

第二，他们不像历史上的某些美学家那样，抽象地谈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而是从历史的辩证发展中，从具体的社会矛盾中，揭示悲剧冲突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３］这一研究思路是可取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特点，也有其盲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思路有了新的拓展。

曾簇林先生试图从整体性的原则出发来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美学，认为他们“所指的现实历史中的悲剧大致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悲剧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时，也就具备四个基本特性”。

现实生活中第一种类型的悲剧，“是指新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同暂时还是不可战胜的旧势力的斗争的悲剧”。

这第一种类型的悲剧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的劳动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而遭受的失败和毁灭，如奴隶起义、农民革命。

这种斗争，我们称为必然失败的斗争。

”“第二种情况，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

但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处在整个阶级尚未觉醒的阶段，整个阶级和党的战斗准备还很不成熟，旧势力相对来说还很强大，那时的革命发动，没有胜利的希望，失败是必然的，这同样是必然失败的斗争，因而也是悲剧性的。

例如巴黎公社的起义，就是一幕伟大的悲剧。

”现实生活中第二种类型的悲剧，“是指剥削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实现他们的历史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出现的悲剧”。

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是这一类型的悲剧。

现实生活中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是指垂死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反对现存政权的斗争中所出现的悲剧，这是必须灭亡的反抗中所出现的悲剧”。

德国１６世纪骑士暴动中，济金根与伯利欣根的悲剧就属于这一类型。

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则具有四个特性。

第一，“悲剧人物有存在的合理性”，又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主人公是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他们有崇高的精神品德，进步的思想，从事正义的事业，维护合法的权利，经过奋斗而被毁灭。

”另一种情况是“主人公虽然算不得正面人物，但他们身上仍然有着各种合理的因素”。

这第二种情况又有三种表现：“第一种是有严重缺点的好人”，例如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第二种是由正面人物变为反面人物”的角色，他们“身上尚有一定合理的善的因素”，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第三种是反抗暴政的“没落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例如歌德笔下的伯利欣根。

文艺悲剧的第二个特性，是“悲剧人物遭受毁灭的社会必然性”。

在曾簇林先生看来，很多悲剧理论“虽然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社会原因，但不免停留在某些表面的偶然性因素，都未能自觉地究其社会必然性的底蕴”。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则穿越现象抵达本质，注意到任何悲剧性毁灭背后的社会必然性。

文艺悲剧的第三个特性，是“悲剧冲突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曾先生又把悲剧冲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主要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例如奴隶起义、农民革命”；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主要“是指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阶段与剥削阶级上升时期少数先觉者所代表的历史必然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但最终总是可以实现的”；三是“指在野的没落阶级反对现存制度的晚期形式与力图恢复旧制度的早期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悲剧冲突，都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文艺悲剧的第四个特性，是“悲剧效果的战斗性”。

悲剧决不意味着“悲观颓唐的悲观主义”，而是为了激发“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

怜悯和眼泪就是对丑的否定，对美的追求［４］。

曾先生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美学整体构架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但其中“阶级论”的烙印非常之深。

也许正是因为“阶级论”限制了她思路的灵活性，她非常固执地坚称恩格斯关于悲剧那句话具有普遍适用性，认为它“揭示最一般规律的最高级位最深层次的必然，有最高的概括性，能规范世界文艺史上的所有悲剧。

”［５］让人诧异的是，这种普遍适用性的观点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居然还有人在坚持。

任何文艺形式都是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悲剧也不例外。

文化现象的具体存在总是多样化的。

如果有一种理论声称对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效，那么这种理论只能是一种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语境、大而无当、极度抽象的“伪理论”。

因此，“普遍适用性”的观点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的背离。

邱紫华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历史感。

他说：“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思想，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感。

”这种“历史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通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待其中的层出不穷的悲剧事件与现象，并从中探究出了产生悲剧的内在动因以及引起悲剧冲突的历史必然性。

其二，是指人们对某一特定时代、社会历史中的悲剧现象，进行具体的考察研究，说明具休的某一悲剧的特征及产生的必然性。

”［６］于朝贵先生同样认为历史感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一条红线：“他们要求对于悲剧因素的理解，和寻找悲剧因素、悲剧冲突的原因，应从历史的现实生活和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去寻求答案；要求悲剧的主人公应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巨大的历史的悲剧精神。

可以说，历史的悲剧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核心，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中。

”［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古老的话题，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有人注意到，在讨论拉萨尔的《济金根》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态度有一定的区别：马克思的态度简单、粗放，对济金根的否定多于肯定；而恩格斯对１６世纪德国骑士暴动的态度更加可取［８］。

郭玉生博士则以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的探讨为基础，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的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