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

汪晖：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作者：汪晖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25日更新时间：2011年08月28日

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终于有了它的日文节译本，我由衷地高兴。2005-2006年，我曾以此书若干章节为中心，在东京大学开设研究生讨论课程。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前辈和同行曾就此书举办过三次讨论，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这部著作长达1700页，共计四卷，各卷有一个题目，分别是《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初版于2004年，2008年又出版了修订版，现在的日文版主要由原著的导论和总论、新版序言及有关区域视野的独立文章构成，与其说是对全书各章节的概述，不如说是在各章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概括。对于并非中国思想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过于琐细的资料罗列和分析，适合于进行思想的对话，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这部日文本的出版，对我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不但有机会多次访问日本，向日本的前辈和同行请教，而且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和叙述也逐渐地成为我的思考和对话的对象之一。在这方面，我尤其得益于沟口雄三先生。我们相识于1991年为创办《学人》丛刊而在东京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后有了近二十年的交往。1993年春天，我们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观。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由于此，当我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资源，并试图与之对话之时，我发觉这一对话不可能仅限于日本的中国观，也必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例如，日本中国研究中提出的近世

和近代的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亚洲和东洋等范畴，离开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也是无法把握的。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新版序言中，我对全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反思。兹就四个问题做一点补充性的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日本现代史学在中古与近代之间，曾经提出过“近世”的概念，例如京都学派有关“宋代资本主义”的阐述就与“东洋的近世”的命题相互匹配。2000年，当我和几位来自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一起讨论“早期现代”问题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个概念与日本的“近世”概念加以比较。“早期现代”的概念与“近世”概念有些相似性，显然留有某种目的论的痕迹，为什么我在批判目的论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一概念在我看来，一切概念都是在运用中展示其意义，“早期现代”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首先，“早期现代”概念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从而明显地区别于“殖民现代性”、“革命现代性”或作为对于西方挑战之回应的“现代性”的其他形态，因此，这一概念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其次，不同于“古代-中古-近世-现代”的线性逻辑，我在书中反复论证“早期现代”不是一种确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线性时间的某一个点上，也并不意味着早期现代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普遍的或高级的现代性的到来。这一概念只是提示着不同区域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现象”，它们得以产生的动力和得以表述的范畴都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及各种伴生现象—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形式。第三，早期现代的概念为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关系之外观察和反思现代提供了可能性。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随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文化霸权的形态，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其他边缘区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之一，是诉诸“传统”及其价值对于这一进程进行批判性的抵抗。但是，传统这一整体概念只有在与现代的对峙之中才能成立(总体化)，它无法从其内部分解出另类现代性的要素。早期现代的概念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从另类现代的视野反思现代性的可能—如果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殖民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的现代，这一另类现代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在解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再做补充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范畴的解释。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与其他帝国史相比，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等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王朝谱系之中儒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些新王朝的合法性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儒家政治文化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在这类巨大历史事变和转折中呈现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