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的重要美学著作。它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和美学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宏观把握。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对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作详细具体的解释阐述，而是总结概括性地对各时代所体现的美学思想精神做出精练的归纳，并从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为读者理清中国古代"美"的发展脉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与其他美学著作的撰写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作者对美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具有不同的见解。比如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提到，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时期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而整部美学史就应该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这些范畴、命题之间发展演变丰富交错，从而构成的具有超越一般形象思维的逻辑发展体系。参看叶朗这本书的目录，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是由各个时期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美学史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范畴、命题串联而成，通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去感受这些上升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从最开始的提出到逐渐被丰富的微妙过程，相应的，我们也会以一种宏观的、系统的思维模式去把握中国美学史的渊源流变。而李泽厚写《美的历程》他有他自己的美学史撰写视角，在有一篇文章中他谈到：中国美学史的撰写根据写作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广义的美学史，还有一种是狭义的美学史,前者以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为对象,后者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为对象，《美的历程》就属于广义的中国美学史。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一路讲来,夏商“青铜饕餮”的“狞历的美”、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宋元山水意境”到明清的文艺思潮,它以“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念为指导,将他“主体性实践美学”的思想贯穿在书中，试图历史的具体的去研究文艺发展的内在逻辑。

对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理性精神”和“屈骚传统”这两个基本点出发，对全书主要内容按历史顺序重新进行串联与回顾。

在远古时期，以“祭礼”为核心的图腾歌舞巫术一方面团结、组织、巩固了原始群体，唤起并统一了人们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温习、操练了实际生产生活过程，锻炼起个体技艺与群体协作的功能。总之，这种远古的礼乐传统严格组织了人的行为，使人类的行为、意识具有了超动物性的社会内容，使人作为本体的存在与动物界有了真正的区分，开始在原先动物性的感性基础上逐步塑造起人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在先秦时期成为一个总的思潮和总的倾向，它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通过将“礼乐传统”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生活、政治观念当中，将原先属于外在压迫的理性转变为人内在情感欲求的理性。比如说，孔子把“礼”重新解释为“仁”、“仁政”，并且把“乐”也从原始巫术歌舞中解放了出来，到了荀子则提出艺术可以使人们群居和谐的命题“乐和同”。然而以“乐”为代表的文艺由于儒家的功利主义本质，要求艺术在表达情感时需要节制，也因此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这些要求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这种理性精神还渗透在早期的文艺作品中，主要体现在“赋比兴”的美学原

则上。（朱熹：赋，铺陈其事而直言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战国学者从《诗经》中归纳出的“赋比兴”美学原则实质上是对诗歌中主观情意和客观形象之间相互融合、引发的三种关系的探讨，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对审美情感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关注。后世对“赋比兴”美学原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比兴”这两种手法当中，因为“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融合了审美主客体以及审美情感的基础上通过比附或是触兴的方式充分调动起审美情感中的艺术感染力，使文艺作品发挥出它补察时政的外在功用价值和它的抒情本性。

除此以外，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建筑艺术的对称结构上。先秦时期，建筑物以简单的基本结构单位组成复杂的群体结构，力求塑造出一种对称的、庄严的整体美，然而在这种规整的气魄当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建筑外型流动变化的美，这种变化融于严谨的理性结构中，所以不是那么的突兀，但若果没有这些变化，建筑物的外在轮廓也就失去了音乐性的流动美。

我们知道理性精神不仅仅是先秦时期的总体倾向和总体思潮，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条基本的内在线索，它渗透在各个时期的文艺发展中。比如唐代的法度之美，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代表的“盛唐之音”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突破，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就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建立，它的特征就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严格统一，并希图树立一种可供后世永久仿效的格式和范本（法度）。苏轼认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些典范性人物的艺术表达具有的共同点就是规范化了的音乐性的美。其中，产生于盛唐中唐之交的封建后期的艺术典范具备的共同特征就是把盛唐的豪迈气势凝练在一定的形式、规格、律令中，保留了盛唐的磅礴气势的同时，更突出了唐代特有的法度美。这里另外要提到的是，与其说“盛唐之音”代表了唐代文艺的主旋律，倒不如说诗书画普遍发展成熟并达到高度成就的中晚唐时期，更能体现唐代文艺发展的繁荣全貌。这一阶段的美学风格与盛唐不同，总体上平添了一种孤冷忧郁之感，但是不管是白居易还是柳宗元，他们的诗歌虽区别于盛唐，但仍然是在杜甫开创的特定形式和规范中去表达情感、创造美。

接下来，我们仍然回到先秦时期。在儒家伦理规范条条框框的统治下，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的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塑造了另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以及艺术理想。李泽厚在书中提出“儒道互补”的观点是有理可循的，并且这种“儒道互补”的现象也如同理性精神一样，贯穿在整个文艺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我们知道孔子世界观中具有怀疑异己力量的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它一方面发展出了荀子、《易传》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另一方面演化为庄子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人格理想，一方面演化为庄子的独立超脱的人格理想。儒家道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淡然避退，所以两者相互协调，成为后世文人在政统和道统的权力争斗中得以自由进退的处世方式。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6年—公元169年）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给知识阶层“王者之臣，其实师也”的理想主义带来了阴影，使得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抗衡的想象彻底破灭，从而引出以个体生存为中心的思路，另一方面，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群体之间相互认同标榜的集体生存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为个性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这种影响一直从东汉末年延续到魏晋时期，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