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批示创办《经济评论》周刊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毛泽东和《大公报》
《大公报》曾是一个著名报纸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和《大公报》有过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渝版《大公报》接触十分密切。其时，《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建立后，除香港《大公报》未作变动外，其他三版均收归国有。就《大公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毛泽东也作过几次重要指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批示《大公报》改组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降，广告收入亦大减，报馆严重亏损，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大公报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简介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英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报刊编排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 版为财经。
C 版为 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评论。
D 版/AA 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 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为《大公报》题词
毛泽东对《大公报》也颇为关注。重庆谈判期间，他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例如，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 "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 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暂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馆建成后，迁京出版。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毛泽东与《大公报》负责人的接触和题词，对《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营造了舆论氛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努力下， 《大公报》在国共和谈期间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谈立场，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立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