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文化资源

引言

人们认识世界，总是由近及远，由熟悉的事物到不熟悉的事物。古今许多建树卓著的文学家、学问家，往往从对自己生活地方的风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入手，多识前言往行，师法借鉴，推广引申，触类旁通，渐进渐远，从而取得其辉煌成就，走入永恒行列的。孔子作《春秋》，为天下后世立法，而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滥觞”[1]；鲁迅为现代文学泰斗，而以绍兴文献自任，不仅纂《会稽郡故书杂辑》，其经典之作《祝福》、《阿Q正传》等，也取材于故里见闻。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兵法权略，心术政术，得益于其同乡曾国藩及岳麓学人者，亦非鲜浅。章学诚“地近则易核”[2]，不仅适应于方志编纂者，对一般的文化工作者，也很有启发。

潍坊地处中华文明木本水源的山东中部，地兼先秦齐、鲁、杞、纪、莱等国，汉青、徐二州的北海、琅琊、齐数郡，自古贤豪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深厚博大。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介绍潍坊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仅列举潍坊文化几道重要矿脉，以期举一反三，抛砖引玉。

一、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是塑造中华民崇尚和谐，厚德宽容、高瞻远瞩、聪明睿智等优秀品格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矫枉过正的“西化”的冲击、解构以后，人们认识到，承续中华文化慧命，必须对经学这份伟大的遗产进行批判的继承。

潍坊地区的经学，曾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先秦、两汉之际，这一带曾是经师之堂奥，儒林之渊薮。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诸城人公冶长家学心传，直接圣人，他对这一地区儒学，自有开创之功。后来则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大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传《易》者有孙虞、王同、梁丘贺、梁丘临、鲁伯、邴丹、王横、郎宗、郎顗，传鲁《诗》者有王扶；传齐《诗》者有今文经学宗主伏氏子孙（伏理、伏堪、伏黯、伏隆、伏恭、伏无忌等）、师丹、皮容。传今文《尚书》者，有伏氏子孙、殷崇、牟融。传古文《尚书》者有王横。传《礼》者有徐良、临孝存等。传《春秋》者有王中、贡禹、公孙弘、莞路、左咸、甄宇、周泽、徐子盛、承宫、逢萌。传《论语》者有王卿、贡禹……还有一些名人，以功业德行显但仍兼通诸经，如诸葛丰、孙嵩、邴原、王修、是仪、孙乾、徐干、管宁等。还有些人的名字可能永远失传了。如光武中兴廿八将中的上上选高密侯邓禹、胶东侯贾复子

孙（北海下密为其属邑），亦以经学传家，《后汉书·贾复传》说贾复就国后，“与髙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晋袁宏《后汉纪》卷九说邓禹“十有三男，各命通一經”，但其传承细节，并皆泯灭。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3]东汉末年在北海高密产生了囊括大典，兼综百家的一代儒宗郑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战国纷争，秦楚扰攘之后，文献绝续之际，潍水两岸的经师，口传心授，抱残守缺，守先待后，延续中华文明的圣火，其功业足以彪炳千古。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四种出于北海学者之手，即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还有一种是在北海安丘完成的，这就是赵岐的《孟子注》。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汉灵帝延熹年间，因避中常侍唐衡、唐玹兄弟陷害，避难齐鲁之间，卖饼北海市中，为安丘孙嵩认出，载归其家，藏孙家复壁中数年，注《孟子》七篇[4]。所以清末《山东通志》亦将赵岐附于山东经师之列。

汉魏以后，潍坊地区经学之绪，仍绵绵不绝。唐宋之际，又出现一次高潮，唐中叶琅玡人王仲丘撰《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使“唐世五礼之文大备”。晚唐五代之际，诸城苏仲容、苏禹珪父子，皆以五经进身。宋代诸城赵氏家族，丞相赵挺之一支（西赵）“家传《周易》、《左氏传》”[5]，龙图阁待制赵粹中一支（东赵）则“世明礼学”[6]。其他如安丘韩近卿、杨光辅、杨安国父子，青州李之才、王暤，昌乐卢士宗，亦以经学为世所重。

清代是中国学术百川汇海的总结性时期，虽然清代总的学术倾向是尊汉卑宋，但潍坊地区经学却汉宋并重。以刘喜海、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考证之学，领海内风骚，延郑学余绪。性理之学，也不逊色，《清稗类钞·性理类》有《山左学派》一条，所列山东宋学家共七人，其中潍坊就五人：安丘刘原渌，昌乐阎循观，潍县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其实这个名单之上还可以加上诸城王钺、张侗，安丘张贞，潍县杨青藜，昌乐周士宏等。

纵观潍坊古代经学，以易学家为最多。而中医理论，以阴阳理论为核心，与易理相通。所以潍坊地区古代医学也非常发达。历代名医见之记载者，北宋有治愈欧阳修宿疾的潍州名医徐问真；明代有以朝廷大员兼通医术诸城王化贞。清代有诸城刘奎、臧尔詹、窦光彝、王肖楠，昌邑黄元御等。这些名医大都兼通易学，而以黄元御最著。其《周易悬象》为《四库全书·经部》著录。

郑玄《周易注》创六十四卦爻辰之说，并以爻辰与律吕相配，这就将《易》理与音乐联系起来。现代《易》学家杭辛斋先生对此甚是推崇并发明其说：“阴阳之气，冲击动荡，发为声

音。气不可见，而以音表之，则触耳而能辨其清浊，以耳代目，气之不可见者，亦不啻予人以可见矣。黄帝吹管定律，与干支同为协和阴阳之用，故音出于律，律出于数，数出于阴阳之自然。”[7]所以古代音乐家，也大都通《易》学。潍坊诸城自晚清以来，产生了许多古琴演奏和作曲大师，如王既甫、王冷泉、王祚祯、王宾鲁、王露等，都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尤以王宾鲁（字燕卿）“梅庵派”古琴，声明最著。《梅庵琴谱》不仅远播香港、台湾，还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翻译成应英文，于1983年出版。王宾鲁在1931年《梅庵琴谱》初版序言中自述心得，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又佐以莱子《易》注“推其数以穷其理”。所谓“莱子《易》”，即汉时东莱费直所传之《易》。但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费直传《易》，授琅琊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文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如此则王宾鲁所谓“莱子《易》注”，实指郑玄《周易注》之类著作。王宾鲁虽不以治《易》名家，但他能以音乐通之经史、《易》数，这恐怕是一般的《易》学家所难以做到的。

二、史学

在传统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相表里。经以史明道，史辅经以垂训。所以深于经学者，必深于史学。经学发达的地区，史学亦必发达。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囊括大典，遍注群经的一代经神郑康成，也是成就最大的史学家——实际上中国古今史学研究著作中，郑玄著作的“引文律”确是最高的。稍早于郑玄的今文经学家伏无忌，汉桓帝时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并撰《伏侯古今注》，都是历史著作。

汉代以后，潍坊地区史学家也前后接踵。晋平昌安丘人伏琛《三齐记》（又名《齐地记》、《齐记》）、伏滔《青州人物论略》，为研究潍坊地方文史著作中较早的。南北朝时乐安博昌人任昉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的归来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史学研究（主要是史料考证）的夫妻店。元代于钦《齐乘》，延伏琛、伏滔之绪。明代冯琦任国史馆副总裁，为经筵讲官时，与余继登编《通鉴讲义》进万历帝，“传以时政缺失”[8]，亦史体。据有关记载，现在通行的《宋史纪事本末》，为冯琦首创，陈邦瞻继成之，谷永泰《明史纪事本末序》：“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而袁枢是通史体，断代史体的纪事本末，始自冯琦。

清康熙年间选拔编纂《明史》的博学鸿词考试，由冯琦后人冯溥任主考官，山东唯一中选者，为诸城李澄中。乾隆四十二年，最后一次开明史馆，刘墉是总裁之一。乾隆朝刘统勋任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