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_翻译强国_思想_张黎黎

收稿日期:2009-06-03作者简介:张黎黎(1984-),四川德阳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09年6月第31卷　增刊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a T h r e eG o r g e s U n i v e r s i t y (H u m a n i t i e s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J u n .2009
V o l .31　S p e c i a l s e c .
论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
张黎黎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
摘　要:梁启超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翻译活动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

本文主要讨论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一思想的内涵以及和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关系。

关键词:梁启超;　翻译强国;　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9)增刊-0174-02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政治生涯对其翻译思想影响甚远。

“翻译强国”这一思想贯穿于梁启超一生的翻译思想。

他所呼吁的“翻译强国”即通过翻译引进西方著名的论著,
包括政治论著,思想论集,社科著作,小说著作等,传播西方先进的成果以救国图存。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和矛盾,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思想,为国家寻找一条能够有效沟通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路道。

而梁启超等文人志士在西方民主科学的社会体系努力寻求答案。

按韦伯的设想,健康的人类社会应该包括了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更是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改造。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前,中国信息的传播主要是等级传播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位,即社会精英群体向社会大众传达信息。

因此,梁启超企图通过翻译引介西方文明成果,强荐社会精英群体,即中国的统治者,教化闭塞的民众,以圆强国之梦想。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社会背景
1856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清王朝溃不成军,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因此,中国企图开始走军事强国之路。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根深蒂固。

政治上是专制统治,到当时清末时期更加进一步强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政府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思想上,儒家思想、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等,严重束缚
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人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日益变得愚昧落后。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企图走军事强国的道路,无疑是把中国推进了一个死胡同。

因此,时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再次战败,精锐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军事强国梦破灭,此乃不足为奇。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衰落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社会封建的体制,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及禁锢民众思想的愚民手段。

因此,许多仁人志士将放眼世界,借荐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7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公车上书,发起了维新变法。

他们试图引进西方政体以图自救。

然而,由于诸多政治原因,维新失败。

虽然这次变法没有取得成功,却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从维新变法后开始崭露头角,如王国维,辜鸿铭,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国学大师。

他们大部分都到过国外如日本,欧洲等国留学,学贯中西。

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民权不兴。

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而西方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则必须兴民权。

梁启超依据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认为要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而开民智的重点应该放在开绅智上,最佳的途径则是通过翻译出版。

因此,梁启提出著名的论述,“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读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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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

其翻译强国的思想由此基本形成。

二、梁启超与“翻译强国”思想
梁启超是一位政治色彩浓厚的翻译家,这在他的翻译价值取向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得梁在翻译选材上表现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倾向。

在文本选择方面,他异于前人,更偏重西方政治题材的引入,以启发中国政客。

翻译文化派认为译文的作用超过原文,甚至可以成为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梁启超以翻译为工具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由《瀛环志略》开始接触西学。

后来拜学于康有为。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

他明确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人。

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译,取决于翻译的动机。

梁启超把翻译当作强国之道,他的目的在于开民智,推崇维新思想,改变中国落后的体制。

因此,他在译书时往往选择西方的社科论著。

撰写和翻译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覆盖的领域极广,从历史地理到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天纵之天豪”。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识仅把开民智的重心放在乡绅上是不行的,而要面向广大社会下层群众。

他将开民智的重心转移到了小说上,通过大量翻译引进外国小说,希冀借助小说来达到开启民智。

这是他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特别认识,这也是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

在晚清翻译引进的大量外国作品中,纯文学作品的译作占少数,其中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

这三种文学体裁都是中国过去所未有的。

许多的西方外国小说,其本身没有政治色彩,在被译入到中国来时,都被加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译者往往通过译序或后记去引导读者阅读其中政治意义,关且把中国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

其主要作用是开民智。

梁启超认为译西书,通过译书学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政经、法律方面的知识,是开民智不可缺少的又一重要手段。

此乃其译书之目的。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其尽取西人之学而学之。

梁启超强调了西方近代科学对强国的重要性。

因为西方近代科学“历时千百年以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不读其书,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长,虽大贤不能也”。

中国寻找自强之路,“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变法通议》)。

通过书籍了解西方事物,梁启超认为有两种具体可行的办法。

其一是“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变法通议》),设外国语专门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其二是“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变法通议》)。

梁启超把“有用之书”分为几类,一类为机器制造等工学以及算学、电学、化学、物理学等理科学科,一类为法律学等文科学科,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兼取西洋各国编年大事,加以翻译,了解西方最新动态。

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家的梁启超在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时,取政治小说为题材,主张宣教启蒙,以开启明智的翻译观。

因此,梁启超所期待的译作读者是广大民众,在翻译策略选择上以归化为主,甚至以改写和操纵作为翻译手段。

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处于不同的地位,一方处于弱势,一方处于强势,“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受这种形势的影响(杨自俭)。

然而,在西方源语文化处于强势而中国目的语文化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梁启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正是受译作读者取向的影响。

三、结语
梁启超本人是杰出的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两个时代。

他主张的“翻译强国”思想把翻译提升到了救亡图存的高度。

梁启超将翻译活动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结合。

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大量著作对开民智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学者李华兴,吴嘉勋评价梁启超说:“梁启超是变中自有不变在,总其一生,他的爱国之心未尝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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