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5期/2010年9月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8 No. 5/September 2010
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蒋林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两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传统小说的自身转化，一是
外国小说的影响。其中，外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翻译小说对中国小
说的影响。以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为考察对象，从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叙事模式和小说语言等四
个方面探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小说翻译;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H315.9; 1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10)05-0035-06
清末民初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它既
是东汉至明清之际古代翻译的延续，又是五四以
后现当代翻译的开始。在这一重要的过渡时期，享
有“开山的启蒙大师”、“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美
誉的梁启超，其代表性无疑首屈一指。作为与严复、
林纤并驾齐驱的晚清译者之一，梁启超对我国近代
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不仅译介的作
品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他有关翻译的种种论述
更不乏真知灼见，闪耀着梁氏特有的译学思想的光
辉。
然而，与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的较多关注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梁启超在翻译方面受到的学术关
注却相对寂寥。在梁启超被后人冠以众多响亮的
诸“家”之中，很难见到他作为翻译家的身影。作为
其学术思想重要一维的翻译思想因而长期处于被遮
蔽、被忽略的状态，相关研究付诸阔如。令人欣喜的
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冷清的局面逐渐被
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梁启超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了再认识和再评估，对其翻译理论和翻
译实践作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11o
梁启超一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日本的哲学家
和思想家的著述。在小说翻译方面，梁启超不仅是其
中最早的理论倡导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实践者。除
了《佳人奇遇》外，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
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十五小豪杰》，同年又在《新小
说))上刊登了他翻译的((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中之
人鬼》，以及英国诗人拜伦《唐瑛》中的两段节译《渣
阿亚》(现译《该隐》)和((端志安》(现译《哀希腊》)。
尽管梁启超翻译的文学作品不多，但影响却十分深
远。拜伦及其诗歌《哀希腊》在中国的百年“艳遇”离
不开梁启超的首译之功(210《佳人奇遇》和《十五小
豪杰》也被视为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一百种译作中
的两种[3]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小说的大规模输人，为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契机与动
力。陈平原认为，“域外小说的输人，以及由此引起
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
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
脱胎换骨的变化”(41。在中国近代小说从古典形态向
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小说翻译在小说
观念、小说类型、叙事模式和小说语言上都扮演过
重要的角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一、小说观念的变化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小说历来被视为‘道听
途说者之所造”的“小道”，是“君子弗为”的“稗官野
史”，所以一直地位低微，难登文学的殿堂。但是到
了20世纪初，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被推到“文学之
最上乘”的位置。这一变化的起点尽管可推至“小说
界革命”被正式提出的1902年，但事实上从1898年
底就已拉开了序幕。具体地说，是以戊戌变法后梁
启超提倡和翻译政治小说为鲜明的标志和开端的。
梁启超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从后改题为《译
收稿日期:2010-05-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f-1(09YJC740068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研究课J9 2009231)
作者简介:蒋林(1970-)，男，四川r`安人，博士，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印政治小说序》)中从一般地讨论小说的教育作用，
转而专论政治小说神话般的魔力: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
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
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资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
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
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
然哉1[5121-22
梁启超从外国“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从事小说创
作，到外国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发现，无疑引起了
中国人的惊奇和震动。众所周知，小说自汉代以来
一直不被儒家正统文人所称道，他们虽然茶余饭后
也可能读小说，但决不动笔写小说，而且视小说为
卑贱行业。如胡应麟一方面对《水浒传》作者的笔墨
赞叹不已，一方面又为其将精力耗费在小说写作上
而深感惋惜，“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
技，n [61。为了革除这种视小说为“小道”的陈腐观念，
梁启超刻意在外国小说与中国小说之间制造了一个
对比:外国小说是文学

的正宗，其著者皆为“魁儒硕
学，仁人志士”，中国小说地位低微，多出自“华士坊
贾”、“市井俗夫”之流;外国小说写的都是“政治之
议论”，能促进“各国政界之日进”，中国小说内容不
出“诲盗诲淫”二端，是造成“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
源”。这种对比犹如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动摇了晚清
文人对小说的传统看法。
在梁启超看来，政治小说之所以值得提倡，因
其不只是小说，更包含救国救民的“大道”，即政治
思想。尽管戊戌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
中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并主
张“专用理语，广著群书”以“振厉末俗”，但其观点仍
然属于劝善惩恶、变易风俗的传统小说观念的范围。
而真正有所突破则是从戊戌后的《译印政治小说序》
开始，这是因为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小说与政治挂
上了钩。从“为功最高”的“政治小说”推演开去，梁启
超便自然得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结论。晚
清的小说论文，几乎有一半是在重复论证这一结论
的。中国历史上不乏为提高小说的地位而大声疾呼
的有识之士，但小说的价值为一般社会承认，则是
从梁启超开始。尽管他不是着眼于小说的审美价值，
而是政治宣传与思想启蒙，但毕竟使小说取代诗歌、
散文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形式。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梁启超动手翻译了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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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小说《佳人奇遇》以作示范。《佳人奇遇》是配合
当时日本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创作的，表现了作
者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祖国独立、富强，以及民主、
自由的政治理想，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国主义
特色。而这些内容显然与中国旧小说不同。中国旧
小说要么写的是效忠君父的忠孝节义的故事，要么
写的是携手投水、殉情自刃的蜷蜷恋情。而像《佳人
奇遇》借主人公游历世界的经历大谈政治和国家前
途命运的政治小说，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是前
所未闻的事情。
梁启超之所以认同政治小说，其中一个内在的
原因是政治小说功利性特征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
文学观在精神内质上的重叠性。梁启超先在的文学
观念与政治小说之间呈现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政
治小说只是一种催化剂，激活以致强化了沉淀在梁
启超文化心理中的传统载道文学观，“只是他顺乎
其然地把传统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转换为‘以小说载
道’，又把传统的封建之旧‘道’转换成近代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之新‘道，7r [7)。从小说的发展历史看，梁启
超把“政治小说”引进中国，“导致了传统

小说观念的
崩溃n [81219“动摇了传统文学秩序，为中国小说现
代变革提供了合法的社会依据，使小说的转型与现
代化成为可能，'191.
二、小说类型的完善
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
仙鬼怪、清官侠客等故事，大体上不外讲史、神怪、
侠义、言情几大类，文体类型较之于西方小说要少。
进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小说类型方面又增添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
探小说。这三种小说类型都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
的，其中，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的输人均与梁启超
有直接的关系。
“政治小说”这一小说类型，最早源于英国，为英
国通俗小说家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
1881)所创造。明治十一年(1878)，留英日本学生
织田纯一郎翻译了李顿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
戊戌政变后，政治小说由梁启超从日本引进到中
国。1898年底，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第一期上
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开门见山地说:“政治小说
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文章里
提到“政治小说”这一概念。事实上，梁启超不仅是中
国政治小说的最早理论倡导者，而且在翻译和创作
政治小说方面，他也是第一位实践者。
政治小说是以发表个人政见为主的一种小说形
蒋林。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式，也就是“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5]212。西
乡信纲指出，日本政治小说“一般都贯穿着政治演说
式的慷慨激昂的调子，其体裁则属于传奇、空想、说
理式的，; [10]。作者往往通过长篇演说或反复论辩来
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政治小说缺乏一般小说
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如日本政治
小说代表作《佳人奇遇》中东海散士自述家世和抒发
政治情怀的一段对话就多达2800余字，中国第一部
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的第三回共约20000万
字，其中论辩的内容竟有16000字。这种长篇的、反
复的对话，正是政治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一个特点。
在政治小说家看来，政治小说既然是“寄托书中之人
物，以写自己之政见”的文体形式，则“其体自不能不
与寻常说部稍殊”。梁启超在评价《新中国未来记》
时，认为它“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
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编中往往多载法律、
章程、演说、论文等，1 [11]2 .
梁启超明知政治小说属于“三不像”文体，且“毫
无趣味”，但仍“夙夜志此不衰”，说明了这类小说确
是表达政见的一种有效工具。在他的带动下，晚清
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翻译政治小说

的热潮。就日本政
治小说来看，其主要代表作当时大都已译成中文出
版，其中有些中译本还被改编成剧本。影响所及，
政治小说的创作在清末也一时兴盛。除了最早出现
的((新中国未来记》外，其他如陈天华的《狮子吼》、
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罗普的《东欧女豪杰》、怀仁
的《卢梭魂》、春帆的《未来世界》等政治小说也纷
纷问世。
除了“政治小说”外，梁启超在完善近代小说类
型方面作出的另一贡献是“科学小说”的输人。科学
小说，顾名思义，是“科学”与“小说”相结合的一种小
说类型。它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出
现的，以已知的科学事实为素材，将之融合在故事
情节之中，从而使复杂、枯燥的科学原理和概念变
得容易理解和生动有趣，易为读者接受。较之于晦
涩难懂的科学著作，“掇取学理，去庄而谐，n [5]51的科
学小说被视为是传递科学知识的最好媒介。
1818年，英国人玛丽·雪莱(Mary C. Shelly,
1797-1851)创作了最早的一篇科学小说《弗兰肯斯
泰因》( Frankenstein，又译《科学怪人》)。到了19世
纪中叶，科学小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被
称为“科学小说之父”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出
现，使科学小说散发出奇光异彩，扩大了其在世界
范围内的影响。
中国近代之前并无科学小说这一类型0 20世纪
初，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以启迪民智，
开始从事科学小说的译介工作。最早把科学小说
引人到中国的是福建人薛绍徽和陈寿彭夫妇，他
们1900年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
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科学小说。之后，来自西方
和日本的科学小说陆续被大量译成中文，其中著
名的译作有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1902)、包天
笑的《铁世界》(1903)、海天独啸子的《空中飞艇》
(1903),鲁迅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
(1903-1904 )、徐念慈的《新舞台》(1905)，以及周
桂笙的《地心旅行》(1906)等。在近代翻译科学小
说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自己创作的科学小说。第
一篇科学小说是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
其他科学小说如支明的《生生袋》(1905),肃然郁生
的《乌托邦游记》(1906)、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
(1908)、杨心一的《黑暗世界》(1911)也相继诞生。
笔者曾对1900-1902年翻译的科学小说作了统
计:1900年只有一种，是《八十日环游记》;1901年
一种也没有;1902年有三种，分别是卢籍东译意、
红溪生润文的《海底旅行》、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
杰》和《世界末日记》。从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20世纪最初的三年间，共出现了四种科学

小说的
译本，梁启超翻译的科学小说就占到其中的一半。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的两种译作先后发表在当时
读者甚众的两大报刊—《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上。因此，梁启超虽然不是引进科学小说的第一人，
但从翻译的数量和译作的影响来看，他作出的贡献
都远远超过其他几位译者。鲁迅早年翻译《月界旅
行》，提倡科学小说，都明显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
另外，包天笑1908年创作的科学小说不仅书名与梁
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相同，而且在很多情节上
都明显有模仿梁译本的痕迹。
需指出的是，作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之一的侦
探小说进人到中国与梁启超也不无关系。中国最
早译人的侦探小说—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
探案就是刊登在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上。众所
周知，((时务报》是当时风靡海内，发行量上万份的
刊物，“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
泉; [12]477。柯南·道尔四篇侦探故事的译文刊登在
这样一家报刊上，这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无
疑具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梁启超不仅是第一个把政治小说从日本
译介到中国的译者，而且也是当时少数几个最早输
人科学小说的译者之一。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皆为
中国传统小说中前所未有的两种小说类型，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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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带动了晚清民初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热情，在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小说类型的完善。
三、叙事模式的转变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大量输人也促使中国近代
小说的叙事模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叙
事人称和叙事时间两个方面。在叙事人称上，由于
受“话本”的影响，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往往采用全知
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种叙事固然有它的优点，
就是叙述者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自由灵活地反映
社会生活。但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这种单一的叙事方
式毕竟有些局限，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中国近代
作家也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叙事时间上，中
国传统小说基本上是直线叙述和连贯叙述。在20世
纪初外国小说译入中土之后，这种按时间先后展开
的线性叙述结构逐渐被打破，出现了用倒叙创作的
作品。
一般认为，中国小说中最早尝试使用倒叙手法
的，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
先写60年后的1962年所举行的“维新大祝典”，由全
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演说“中
国近六十年史”，然后再回过头来叙述六十年前黄
克强和李去病二人辩论以及游旅顺的故事。在《新
中国未来记》出

版前三个月，梁启超就以“新小说报
社”名义在《新民丛报》上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写法
作了介绍:“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
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
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焉。n[5)299-30。陈平原认为，《新
中国未来记》用“幻梦倒影之法”的开局，明显受到日
本政娜、说《雪中梅》和美国乌托邦小说《回头看》
(即《百年一觉》)的影响[13] o
不过，在笔者看来，《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使
用，可能更直接得力于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
这是因为梁启超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之前，就已
强烈地意识到《十五小豪杰》开局的新颖独特。《十
五小豪杰》一开始便叙述15个少年在狂风怒涛的海
面上漂流，到第三回才“打破闷葫芦”，交待事情的缘
起。如小说第一回开头写道:
话说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
月初九，那晚上满天黑云，低飞压海，漂漂暗暗，咫尺不
相见。忽然有一只小船，好像飞一般，奔向东南去。[12)477
梁启超对这种写法大加赞赏，他在第一回的“译后
语”中说:
之不妄。观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
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字气魄雄厚处。[12]5664
在这段“译后语”发表9个月后，以“幻梦倒影之法”开
头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这
说明梁启超在创作时可能直接借鉴了《十五小豪
杰》“一起之突兀”的写法。正如夏晓虹指出，看惯了
中国旧小说的梁启超，“一旦接触到西洋少说别种样
式的叙述，必然感觉新异。由羡慕到模仿，于是便有
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倒影之法，; [8]660
其实，对于外国小说中倒叙的使用，晚清的其
他译者也有所认识。周桂笙指出《毒蛇圈》采用倒装
叙述的好处:“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
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
星乱起。; [5)94林纤也认为《歇洛克奇案开场》:“先言
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
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
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
堵，也。n [5]329不过，周桂笙、林纤二人有关倒叙的这
些论述，都明显晚于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梁启
超首先将倒叙法运用到创作中的开拓性尝试，为后
来的晚清小说家所模仿，从而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
小说的叙事模式。
此书寄思深微，结构宏伟，读者观全豹后，自信余言
四、小说语言的变化
瞿秋白认为，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
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作用，就是“帮助
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7)[14]。中国近代小
说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固然得力于晚清时期兴起的
白话文运动，但外国小说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低估
的原因。而外国小说对中国小说语言的影响主要是
通过译者的语体来实现的，没有译者语体这一中介
作用，这种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如前所述，晚清的译者采用的翻译语体大都是
文言，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古文译本，虽然受到一般
读书人的欢迎，但因其艰深的文字很难在粗通文墨
的市民阶层广泛流传。而对梁启超来说，他提倡翻译
外国小说的最初动因，却正是基于对“仅识字之人，
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这一事实的体认。出于
减少流通阻力的考虑，梁启超在翻译时采用了介于
文言和白话之间的浅近文言。虽然这种语体离真正
的“慈善文体”—白话文—还有一定距离，但在
翻译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中，却起到了一种承
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梁启超的译文浅白易懂，不避
理语、俗语，.由于是以“觉世”为目的，因此也夹杂不
少外来的新学语和新名词。从这种角度上看，梁启
称林。梁启超的小说翻译每中国近代小说的转裂
超半文半白的语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桐城古文和
八股文的束缚，使文言文逐渐朝通俗化方向发展，为
五四以后全面用白话翻译打下了基础。
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翻译语体对于现代汉语
最大的贡献，在于输人日本的新名词。据李运博的
研究，在他考察的142个日语借词中，有141个词是
借助梁启超的使用而得以流人中国的(151。另据石
云艳的统计，梁启超在《新民说·自由书》中使用
了100多个从当时日本杂志论说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日语词汇(161。在当时翻译与创作分界模糊的情况下，
梁启超杂以日语词汇的翻译文体对他的创作文体有
一定的影响。他创造的半文半白的所谓“新文体”，实
际上是日语词汇与语法对中文施加巨大影响的一种
表现。事实上，这种影响不仅在他的政论文、杂文中
有直接的体现，而且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迹可寻。
笔者从《新中国未来记》中随意摘出一段文字就能
够加以证实，如: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
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
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
成，各国全权大巨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钾。因尚有
万国协盟专件，有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
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恰好遇着我国举
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

后，日
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
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1113
在上引一段文字里，“西历”、“人民”、“大祝典”、“会
议，，、“太平会议，，、“全权，，、“太平条约，，、“万国，，、“协
盟，，、“专件，，、“政府，，、“代表人，，、“驻节，，、“友邦，，、
“兵舰”、“大统领”等都是日语新名词。
由于梁启超夹杂“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平易畅
达、浅白生动，“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因此引起了
晚清作家们的仿效。这种“学者竞效之”的轰动效应，
无形之中为新名词进人到中国作家的写作扫清了障
碍。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启超使用的日语词汇，不仅
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语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一
整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体系，以崭新的、富于表现
力的、能较好地传达出新精神、新境界的言说方式，
引进来，加以阐释，予以传播，变成新的文化观念或
改革方案，使各阶层的广大读者乐意接受，容易消
化，从中获见新的世界观、新的思维方式，最终加速
了变革中国制度文化的进程，11[1710
最后，须略作补充的是，清末新体短篇小说的出
现也与梁启超存在着某种联系。梁启超翻译的《世
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可以说是最早译
介到中国的外国短篇小说之一。在20世纪初长篇小
说翻译一统晚清译坛的情况下，梁启超选择短篇小
说作为译介对象，不能不说他具有超前的文学眼光。
除了这两种译作外，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还
登载过《离婚病》《失女案》等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
虽然这些短篇小说散见于各类小说杂志，没有编译
成书，其影响远远比不上后来的《域外小说集》《欧
美名家短篇小说丛书》等短篇小说译文集。但是，它
们的出现，毕竟首先打开了翻译外国短篇小说的局
面，为晚清新体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借鉴
和参照。
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载体，翻译文学在中国的
萌生与发展，涵容了时空跨度较大的西方文学的精
神本质，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异质的营养。从近代小
说发展的历史看，则是先有翻译小说的兴盛，而后
才带动了创作小说的繁荣。“翻译者为前锋，自著者
为后劲，11 [5]299-300。梁启超的翻译小说改变了中国传
统的小说观念，扩大了中国小说的文体类型，打破
了中国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促进了中国现代
新体短篇小说形式的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其形式和内容上的归化特点，决定了它无力真正完
成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
定

的，即梁启超以政治小说为开端的小说翻译是新
旧文学交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如果没有
其中介作用，新的小说观念就不能迅速地传播开来，
旧小说的壁垒也不会被迅速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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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Qichao's Fiction Translations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JIANG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wo important factors cannot be ignored as far a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is
concerned: one is the self-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s, the other is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novels.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novels, to a great extent, can be seen as the influence of fiction translations. The paper, focusing
on Liang Qichao's fiction translations, probes into their roles playing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concept, the type, the narrative mode and the language of fictions.
Keywords: Liang Qichao; fiction transla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李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