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期文学社团殊途同归的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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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期文学社团殊途同归的翻译活动
作者:左芳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9期
摘要:中国“五四”前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社团,他们除了创作,还将翻译活动作为己任,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众多社团、流派、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总体上对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涉猎,视野十分广阔。本文选取“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三个文学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虽然在翻译中有不同的特色和倾向,但他们的翻译活动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殊途同归,为中国新文学、为翻译事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现代翻译文学;文学社团;翻译活动;殊途同归
作者简介:左芳,女,1978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2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期始于1915年新青年社止于1930年“左联”的成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前两次翻译高潮在范围、规模、翻译质量以及影响力上无法比拟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五四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也推进了翻译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活动。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团体、文学刊物以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队伍。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新月社、雨丝社等文学社团既从事文学研究创造,又从事翻译活动。他们的翻译活动在译本选择、翻译方法等方面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倾向,但翻译活动都为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引入新思想,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改革的新范本。本文将通过比较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未名社来评介他们殊途同归的翻译活动。
一、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
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重要的翻译文学团体之一。虽然其创立宗旨并不是进行翻译活动,但却以译介外国文学为其重要任务。其成员包括文学家、翻译工作者一两百人,是我国早期翻译界的主力军。主将茅盾、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都是一边从事创作,一边从事翻译。他们的翻译文本来自于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从《安徒生童话》、《神曲》、莫泊桑小说都有涉及。与其他的文学社团相比,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有其鲜明的特点和倾向。首先,文学研究会的倾向是为人生而艺术。所以其翻译文本大
部分都是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据统计,“五四”以后八年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87部中,现实主义和俄国作家占绝大多数。明末清初的翻译文本主要集中在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后来,又转向至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政治小说的译介。而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积极翻译现实主义作品无疑是其一大特色。翻译作品很受广大读者欢迎,给“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注入了现实主义文学新思潮,对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打开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新局面。其次,文学研究会重视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小说月报》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系统翻译介绍了被压迫民族如波兰、捷克、芬兰等国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其刊首指出:“凡是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是大地母亲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强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娇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为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内是不分贵贱的,不分尊卑的。”1
二、创造社的翻译活动
与文学研究会同一年(1921)成立的创造社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另一个重要团体。其主要成员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等和胡适、鲁迅、茅盾等对于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们以创造为标语,建设新文学,清算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粗翻滥译为宗旨,翻译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等各种著作,介绍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尝试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同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翻译活动,创造社最鲜明的特点是主要翻译具有“创造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用专刊“雪莱纪念号”来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作家,他们的翻译活动具有创造和反抗的精神。特别是主将郭沫若翻译了的《雪莱诗选》,成仿吾翻译歌德的《少年与磨坊的小溪》等,都是具有强烈反抗性和号召力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翻译者们还将这种创造精神应用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强调“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这种翻译活动,不仅为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创造”、“创新”的精神,也是对文学翻译实践新的探索。
三、未名社的翻译活动
1925年成立的未名社被鲁迅称为“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它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翻译文学团体,在当时已具有了专业翻译队伍的头衔。其成员主要是翻译文学工作者,以翻译为主要成就。未名社成员不多,但他们的翻译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其创始人鲁迅翻译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及主将李霁野翻译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往星中》说明了未名社“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宗旨。鲁迅先生曾评论他的这部译作:“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 分给同病的人们。”2由此可见,未名社的翻译文本主要是具有讽刺力量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翻译者们的翻译目的就是想借作品来讽刺黑暗的中国,激起人们的不满和反
抗。再加上翻译者们的翻译活动是在政治迫害、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进行,更显出未名社的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这种“战斗”的精神,标志着具有战斗力的,已翻译为己任的翻译新军的形成。
四、翻译活动的殊途同归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时间跨度上来讲,翻译文本从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延伸到一战后的俄苏赤色文学;从国家、民族来讲,从强势的英美国家文学到弱势的波兰、捷克文学;从文本流派来讲,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浪漫主义文学。但是,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对现实主义作品包括弱小民族的翻译,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创造”、为“创新”的浪漫主义作品的翻译,以及未名社肩负“战斗”精神和使命的在白色恐怖下对于揭露社会黑暗的讽刺作品的翻译,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新生力量,尽管社团之间围绕翻译活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但他们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翻译事业、文学创作、时代发展都留下了永恒的篇章。
首先,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开拓了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局面。文学社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生力军。特别是未名社的成立,标志着以翻译为己任的翻译文学社团的出现。他们的翻译活动,开辟了文学翻译的新领域,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文学开拓了翻译介绍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开拓了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道路,创造社则开拓了浪漫主义文学翻译介绍的道路,未名社的翻译则开拓了以翻译为革命武器进行批判、启迪和反抗的翻译实践探索的道路。各种社团的论争更是开辟了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战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涉及到翻译文本选择、翻译原则标准等问题,他们的论战有利于翻译理论的百花齐放、日趋完善。特别是创造社的“创新”精神的翻译实践更是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既忠于原文又具有创造性的翻译原则的新的探索。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的翻译活动注入了新的元素,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也在合作与竞争中迅速形成并得到发展。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上都因从翻译文学中吸收了营养之后而更加丰富,中国文学逐步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成就与他们翻译活动的目的相吻合。文学研究会从一开始就强调要译述西洋小说,介绍世界文学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所以他们的翻译实实在在地给新文学以新的文学思想和观念,给新文学作家以示范、启迪和推动。创造社的宗旨就是以“创造”为标语,建设新文学,通过翻译介绍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各种文艺思潮。成仿吾翻译时使自己成为诗人,翻译时从诗人那得着灵感,乘兴突出新颖的诗,正是体现了翻译活动对于文学创作之影响。
最后,文学团体史无前例的翻译活动也体现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取向,对于时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弱势民族文化的翻译,对于现实主义作品、浪漫主义作品、在白色恐怖中对于揭露黑暗、启迪人性的作品的翻译都是中华民族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