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的合理性

“攘外必先安内”之我见
“攘外必先安内”并非蒋介石首创，最早的出处大约是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

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但本文所要论述的是蒋介石提的“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

在影视作品和教科书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攘外必先安内导致蒋介石丧失民心，是反动政策，所以显而易见地这个政策是错误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从现代的逻辑看，在日常生活中，比如竞争比赛，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一个团队内部不团结统一，怎么能在与别的团队的竞争中获胜呢，这便符合了攘外必先安内；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任何事物都由内因与外因所决定，事物的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外因对事物的发展是属于从属地位，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依照这一哲学原理，攘外必先安内是合理的。

从当时历史形势看，众所同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刚统一全国，政权刚建立，面临着巩固政权，稳定局势的艰巨任务。

国民党内部矛盾丛生、纷争不断、内讧激烈，如蒋汪矛盾；各地如两广、西南诸省、山东、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依然把持一方，国民政府政令不畅，影响十分有限；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革命纲领和已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共产党日渐坐大，拥有十几块根据地和30多万红军；国内与国民党持不同政见者大有人在。

所以“安内”的对象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二是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三是地方实力派军阀，四是国内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派别和民众。

就前三种安内对象而言，为了国家团结统一，政令军令通达，攘外必先安内是合理的，第四种就错误了，不能因为别人与你政见不同就对其实行专政，而应该进行民主改革。

“攘外”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

正因为中国国内不团结统一，才使拥有弹丸之地的日本敢于侵略幅员辽阔的中国。

而对内忧外患两重威胁，对于刚刚诞生的国民党政权，显然外要攘，内也要安，如果两者兼顾，显然力不从心，那么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孰先孰后呢?
从经济上，战争胜败的根本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工业国家，而中国依然积贫积弱，中日力量悬殊，单独对日作战必败，以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可以拖延时间备战，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短时间中国经济不能赶上日本，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取得国际社会的经济军事援助，而当时国际社会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世界强国尚未对战争重视。

从文化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认为内患是心腹之害，外患是肌肤之害，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

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是心腹之患；中国人的性格是不逼入绝境，不能凝聚成强大的民族精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当时并未引起广大山海关内人民的震撼；整个国内对中日战争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从历史经验上，在俄国，推翻沙皇统治后，有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大主要势力，掌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加一战，结果被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背后一击，夺得政权；明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政府选择将主力用于对外部八旗子弟的防御，却不料毁于内部李自成之流；清朝盲目利用义和团，发动排外主义运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几乎招致亡国之祸。

而事后的历史也如此，与日本的上下一心相比，国共合作并不十分密切，时
有纠纷，地方实力军阀常不听中央的政军令，资产阶级政府最终不是败于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从当政者立场看，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蒋介石集团失去政权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而是没有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有利时机段彻底安内，不该将国内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派别和民众纳入专政的范围，本应该进行民主改革。

放眼当今，围绕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国政府要想处理好钓鱼岛事件，要借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先使国内统一钓鱼岛是中国的的思想，大陆和台湾统一钓鱼岛是中国的的思想，解决国内问题，拖延时间，蒋介石通过国联获取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中国政府则通过联合国，再向日本谈判摊牌。

从这个角度看来，现如今的中国外交部的应对措施是正确而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