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简况

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特点如下：1.势力范围；2.驻扎军、警；3.设置邮政及电报局；4.领事裁判权；5.租借地；6.租界；7.掌管关税。随着中国国民的日渐觉悟，与外国的交往逐渐增加，特别是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明确提出废除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获得相当成果。有样学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尚在满清时期就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喊。而腐败的清政府也因为这些条约的逐渐增加，感到不堪重负，对此类要求与呼吁采取容忍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于是这个呼声也就越来越响亮了。1902年中英条约、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改定时，就有“整理本国律例，期与各国一律”之后，三国都同意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

治外法权的产生，除开侵犯中国主权的一面以外，也有特定情况的另一面。即，中国当时的法律显然与当时国际通律有根本差别。中国并无独立司法机关，完全由行政长官判案；而且刑律中肉刑、砍头、凌迟处死等原始野蛮的刑罚比比皆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列强，要求治外法权也不奇怪。如果仅以改变旧律法看，治外法权无疑有促进作用。但因此便侵犯中国主权，确实是一种简单而且违背国际通则的粗暴行为。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因为实在事出意外，就连孙中山本人也无任何准备。政权落入实力派袁世凯手中。在中英关于西藏、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中均以中国退让告终。接着于1914年8月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突然在龙口登陆，次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除顾维钧拒绝第五条，结果因为顾病住院被改成“容后再议”，条约签字。也称“民四条约”，为民国四年签订。顾维钧气愤之余，发表声明表明其保留意见。

1917年，北京政府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断交宣战之机，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平等条约，总算是突破了不平等条约的防线，开了先河。接着北京政府乘十月革命之机，派徐树铮率军开赴库伦（乌兰巴托），迫使外蒙古政府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然后北京政府期盼再继续利用战后瓜分胜利的机会继续取得进展，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

1917年4月，美国参加欧战。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立即判断协约国必胜，力促北京向德奥宣战。同时设立专门小组搜集材料并予以分析，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准备。顾称：“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欧列强开始交往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那时起，中国一直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由于在对欧洲列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割让领土作为赔偿，中国的领土完整早已遭到损害，由于接受了强加于中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各种特权，中国的主权早已被侵犯。”“现在正是时机，中国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向各国鸣不平，以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中国所不满的不仅仅是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而

且还有十九世纪后期使中国蒙受苦难的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的最近事例便是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以及于提出最后通牒后强迫中国缔结的中日条约。”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著名的《十四条宣言》，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其中直接关系中国的有：第一条，“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第五条，“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第十四条，“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接着他又发表了四项原则、四个目标、五点具体要求。这些条文主张“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以组织万国协会为维持公道之方法”。这些原则的提出，在强权当道的时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不仅震动了世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更是扬眉吐气的希望之所在。

1918年12月，中国代表抵达巴黎。列强首先对于中国南北分裂状态提出置疑，要求南北方两个政府取得共识而且代表团同时有南北双方的代表。在这个压力之下，中国国内筹备南北议和大会；代表团也增加南方代表王正廷，其随员为郭泰祺、陈友仁。团长为北洋政府外长陆徵祥；另三位代表为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正式成员63人，连同以私人名义赴会的梁启超、叶恭绰等，中国代表团总计将近百人。这次和会所以如此隆重，盖因它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首次亮相，而且因为美国总统的宣言，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值很高。

但巴黎和会并没有令中国人如愿。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宣布：英、法、意三国1917年与日本秘密签订协定，保证战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又公布了北京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9月25、28日秘密签订的山东境内日本驻军协议和两铁路借款合同，显示中国政府在已经参战后出让了山东的权利。原来积极支持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代表称：“这些协议使美国支持中国发生困难。”

1919年4月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贴》，要求废除本文开头所列7个方面列强在华特权。强调：“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此次所提交问题，托不亟行修正，必致种他日争持之因，而扰乱世界之和局。”

4月3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在“四巨头会议”上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详细内容载入《凡尔赛和约》，具体如下：

第156条：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又矿山及开矿材料、与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他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德国于和约实行后3个月内，将关于胶州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籍、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于日本。

这三条条款事实上拒绝了中国的三个“说帖”，也就是否决了中国的提案。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外交”浪潮，中国人民获得了从前未有、以后又失去了的权利：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外交说三道四，并且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各派政治力量都向社会展现自己的主张，从而出现了一场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打破了只为高官垄断外交的禁戒。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发生分歧，无奈之余任由代表团自行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成为27个参会国中惟一拒绝签字的国家。而曾经支持后又屈服于英、法、日等国的威尔逊总统，也遭到美国代表团的反对。接着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对德和约和美国加入国联。

这次因巴黎和会引发的“国民外交”运动，使中国首次站了起来，再也不被当成殖民地国家一样看待。它奠定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评价：“世界由此认知中国外交主权在于国民全体，非复政府中少数人所能愚弄；各国知中国民族既有自决之心，足为外交后盾，不可再加轻侮，各国渐悟不平等条约伤害我国人感情过甚，应有设法疏解之必要……变其强权压迫之态度，而为亲善之态度。”目睹这个运动全过程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i Reinsch）也评价道：“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公意与帮助作为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并且迫使它的政府屈服”，这是“一大进步”。“这一次中国民意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乎国民的需要。”

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之后，1919年7月25日，正处于完全孤立状态的苏俄政府试图在远东打开缺口，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将放弃帝俄在中国侵略所获得的一切土地，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放弃领事裁判权。这个声明无疑鼓舞了“国民外交”运动。但北京政府却没有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坐失良机。直至一年以后，1920年月，苏俄政权基本巩固，北京政府才派出军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