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上半叶

论20世纪上半叶

论20世纪上半叶

论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运动的基本特点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这一思潮和运动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各流派创始人所具有的深固的忧患意识，忠贞的爱国热忱，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执著的探索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乡村教育”先驱们呕心沥血地用教育手段和方式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谱写的乡村教育发展史，至今仍在历史的文库中熠熠生辉，启人睿智，值得……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它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先驱们开始打破中国教育超然、闲适的局面，极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连，可以说，“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带着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从人类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重新审视、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派，还是实验高潮时期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雷沛鸿的民众教育派，其创始人的经历和事迹，都展示着他们用青春的才华和辛劳的汗水谱写着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乡村教育发展史。他们都是当时进步教育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移风易俗的推动者。他们都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他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深固的忧患意识

“乡村教育”先师们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极度悲苦的时代。这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对中外教育研究有素的教育改革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华夏大地频遭列强瓜分、蚕食的厄运，忧国忧民忧时的意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历久弥深。这

种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终于积淀为他们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原始动力。

诚然，忧患意识人人都有，但其性质却有所不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是公忧；从自我出发，对个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忧患是私忧。“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公忧而不是私忧。请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忧愤中度过的。他幼年时就对私塾生活、家庭生活和乡村环境心存忧思，发出“谁家天下”的感慨。[1](P289)自认“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P289)。袁世凯窃国后，“国耻民恨”使他无心在省城开封的高校任教，愤然去应考留日研究生。留学赴日途经沈阳时，看到“日逻驱人如驱羊，国弱方知人种贱”，“中国领土日本站，我来奉天乃创见”。[1](P249)中华民族的苦难激荡着他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更难于安心治学”，大半时间用于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争国权于域外。他还以留学生身份，多次潜回国内，奔走呼号，积极投身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漫长的忧伤与痛苦的生活实践，使他超世脱俗，

不计成败利钝，于1920年决心“宁到农村走绝路，不进都会求显通”[1](P312)，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农村去的人生道路。忧患意识使他成为我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为“垂亡之国”寻觅“救急要药”。[2](P3)39岁时，曾作病中吟：“人当快乐时，须思天下人孰不求快乐”，“人当困苦时，须思天下人之困苦”，因而发出“身外愁长短，心头病浅深”的浩叹。

[2](P65)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困苦和人民的生计问题，他矢志倡导实行职业教育。在他为之苦苦奋斗十几个春秋之后，国家民族的危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峻，他十分痛惜地说：“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命运，真所谓‘不绝如线’……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2](P269)后来，他振臂高呼“集中大家的力量，抵抗敌人的压迫”，走国家民族生存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萌生了忧患意识，终于铸就他襟怀宽阔、脚踏实地的可贵品质和献身精神。

陶行知早年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

时，外国人欺侮百姓之事常常牵动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袁世凯窃国后，他认为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这种遭遇，乃是“人民愚昧”和“领袖愚劣”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最必要的手续”，舍教育则别无他途。[3](P43)1917年，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欺凌宰割，军阀统治腐败，深切感受到人民所受的压迫和苦难，便立志挽回国家厄运。由于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终于成为一个“好恶真切分明”，“一直往前，奔赴真理的人”。[4](P357)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忧患意识，除了具有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忧患内容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晏阳初从小是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忧虑的是如何用“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去“救国与救世”[5](P280)。他一方面弘扬“民为邦本”、“救中国”、“救自己”，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考虑以“基督征服世界”、“救人”、“救世”，改善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西化倾向的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冲击下，不得不忧思中国传统文化

“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的目的去日本留学。

[1](P298)在日期间，他不畏强暴，多次参与组织留学生在东京的爱国抗暴斗争和游行示威，争国权于寰宇。特别是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八国联军劫掠北京、侵占青岛中抢劫大批中国文物，堂而皇之地在东京靖国神社展览时，顿感“冷汗浇背，热血充脑”，头晕目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戍衣、一旌旗，莫不染我先烈之碧血，附我先烈之忠魂”。[1](P31)于是，他先后五次入室，不顾管理人员的阻挠，将390余件赃物，一一密记下来，成为他后来所撰名著《东游挥汗录》的首篇，该著作还记载了1919年5月7日，3000名留日学生与日本警察在东京搏斗的场面，将搏斗中受伤者彭湃等27人、被捕者谭政等23人和判刑者杜中等7人的姓名、籍贯和情况一一首次披露于世，成为后人研究留日学生运动史、日本侵华史、中国青年运动史难得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和留日学生置帝国主义屠刀和北洋军阀的牢狱于不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

黄炎培坚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