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简介

蒲松龄

蒲松龄（164O——1715），清代杰出文学家，饮誉世界的优秀短篇小说家。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亦称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

蒲氏自明代初年，世居淄川城东满并庄，后以族姓日蕃，别姓绝少，改名蒲家庄。蒲氏虽非名门望族，但多读书，获科举功名者代不乏人。蒲松龄的父亲名（般+木），幼飞举子业，乡里称博学洽闻，科举不利，弃儒经商，饶有赢馀“称素村”，待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加以子女较多，食指日繁，家道遂衰落。蒲（般+木）无力延师，躬自教子。蒲松龄天资聪慧，勤于攻读，文思敏捷，深为父亲钟爱。他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受到山东学政、著名文学家施闰章的奖誉，“文名藉藉诸生间”。然此后屡应乡试不中，他在科举中上挣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考得一个岁贡生的科名，不数年也就与世长辞。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他25岁前后与兄弟析居，只分得几亩薄田和三间农场老屋。他志在博得一第，锐意攻读，喜与同辈研讨制艺，联吟倡酬，无暇顾及家计，子女接连降生，生活就更加艰窘。31岁时，曾应聘南游作幕，到做江苏宝应县令的同乡孙蕙的衙门里帮办文牍。他甚不甘心长期屈沉下僚，只一年便辞幕返家。此后数年，他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或做童蒙师，或代抄文稿，以养家糊口。康熙十八年（1679），他进入本县西铺村毕家坐馆。毕家在明末曾显赫一时，馆东毕际有的父亲自岩官至户部尚书，八叔毕自肃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入清，毕家虽大不如前，架子却未倒，毕际有曾任南通州知州，现已罢职归田，成为一大乡绅。蒲松龄在毕家一方面是教毕际有的几个孙子读书，一方面是代馆东写札，应酬贺吊往来。蒲松龄诗文俱佳，毕际有一派风雅名士的气度，官主相处十分融洽。在毕家，蒲松龄生活安达，很受馆东的礼遇，有东家丰富的藏书可读，还可以继续写其《聊斋志异》，按期去济南应试。所以，他尽管时有寄人篱下之感，为不得居家躬自教子读书之叹，但也别无更好处境，何况与东家有了友情，乃至感到“居斋信有家庭乐”（《聊斋诗集-赠毕子韦仲》）！如此，他在毕家足足待了3O个年头，7O岁方才撤帐归家，终其余年。

蒲松龄困于场屋，怀才不遇，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教书、著书，可谓封建时代一位标准的穷书生。这种身世地位，使他一生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他虽非农家子，但家境贫寒，一度径直是贫穷大众的一员，经受过生活的困苦和科举失意的折磨，也受过催租吏的逼迫、恫吓，没有进入仕途，也就始终未同灾难深重的平民百姓隔绝开来。另一方面，他长期与科举中人交往，特别是进入毕家之后，经常接触当地的缙绅名流、地方官员，赢得他们的青睐，待之以礼，乃至承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慕名相邀，做了一次臬台署中座上客，更为荣幸的是还曾结识了朝廷高官兼诗坛领袖的王士祯，并有20馀年的文字之交。

这种处境决定了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也是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过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不辨真伪。他身为文士，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被辞赋史家推为清初辞赋之能手。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显然是出于一时之兴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尔操笔。诗作甚丰。他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聊斋文集-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1670）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1724）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才22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处。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多伤时讥世之作，有

讥刺地方大员匿灾不报、为接待皇帝耗费巨赀而滥征“羡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气，寓于其中。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录》等教人修身齐家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归姑曲》、《翻魔殃》、《禳（女+石）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崇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有文献表明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孤鬼故事。对一位

志在入仕的秀才来说，这未免是不务正业，“可怜无补费精神”。因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劝阻、不友好的讥讽。4O岁时，他将已做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

述写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此后，他没有屈从社会的偏见，抱着“纵不成名未足哀”的信念，仍然执著地写作，直至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但在观念和作法上却有了质的飞跃。六朝人记叙怪异之事，是信其为实有，“明神道之不诬”；唐人写怪异故事是“假幻设以自见”，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而少现实内容和意蕴。蒲松龄摆脱了“明神道”的观念，以生活经验理性，驾驭六朝志怪小说和后来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诸如人死为鬼，幽明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为神，能给人以祸福等等，进行文学创作，虚构出诡橘瑰丽的故事，来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这样，原来六朝志怪小说和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及其思维模式，也就转化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狐鬼花妖精魅不再是迷信意识中的神秘现象，而成为蒲松龄假幻想创造的文学意象，神仙也不再是宗教意识中不可亵渎的崇拜对象，而成为观照人间官僚或某类人的文学形象，多半寓批判之意。《聊斋志异》之所以超越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成为这一类小说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宗教迷信意识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方式。

《聊斋志异》凡49O余篇，内容相当复杂，作法不一，思想和艺术都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优劣并存。但是，就主导方面说，多数篇章是发自真实的感受，反映了社会问题，有现实意义。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揭露官僚黑暗，官贪吏虐，鱼肉百姓，官军大肆掳掠，滥杀无辜；二、鞭挞豪绅为富不仁，凌辱良善小民；三、讥讽科场考官昏庸，黜佳士而进庸劣；四、嘲谑炎凉世态、浇薄风俗；五、体现人生经验哲理，赞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寄托理想追求。在志怪类小说的艺术方面，《聊斋志异》也有很多创新，充分发挥了真幻相生、虚实互渗的艺术潜力，呈现出情节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有的以情节曲折取胜，或重在刻划人物性格，或重在叙写一个内蕴深沉的场面，或重在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叙事中，虽然基本上采用全知观点，但却多用虚笔、伏笔，制造悬念，甚至含糊其辞，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情趣，增强了小说艺术魁力。许多篇章的花妖狐鬼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富有诗人气质，以诗句表情达意，有的故事的构成便含有诗歌意蕴，有的景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再加上叙述语言雅洁隽永，《聊斋志异》便呈现出浓淡不同的诗化倾向。蒲松龄堪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之圣手。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引起周边人们的兴趣，竟相传抄。半个世纪后，《聊斋志异》刊行，遂即风行天下。

在其后一个时期里，仿效之作丛出，造成了志怪传奇类小说在清代中叶再度繁荣。本世纪以来，不仅《聊斋志异》仍为人爱读，而且其中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影响是深钜的。《聊斋志异》还很早便走向了世界，现在已有日、英、法、德、意、俄、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