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1996年4月9日 新中国发动第二次全国 严打 重拳应对犯罪升级
近10年来中国报复社会类犯罪概述
近10年来中国报复社会型犯罪概述摘要：报复社会性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
本文中笔者通过查找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展示了近年来中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概念、特征、现状、原因和几点建议的解决办法。
笔者学习心理学时日尚短，文中难免有引用不、分析不严谨、不契合之处，因此本文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关键词：报复社会型犯罪犯罪特征受剥夺和相对剥夺感挫折-攻击理论正文：一、选题的原因报复社会型犯罪往往被打上“危害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标签。
而近年来，中国的恶性暴力、以报复社会为目的、无特定犯罪目标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关注报复社会型犯罪成为了新时期的焦点之一。
就在2013年6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纵火案，笔者也是该事件的关注者之一，因此，笔者将本次课程小论文的主题锁定在了报复社会型犯罪问题上。
二、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概念报复社会型犯罪是指个人为发泄不满情绪，而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凶杀、爆炸、纵火、投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这些报复性行为指向不特定群体或某一特定群体的不特定对象，被害人与行为人多是素昧平生，多是没有任何纠葛的陌生人，即犯罪行为不遵循“冤有头，债有主”的普遍规律。
三、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特征２００１－２０１3年媒体报道的报复社会性案件据笔者所查得的有50余起，其中较为典型的29起如下表所示：报复社会性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是以行为人实施侵害的内趋力和行为的指向性为基本依据从犯罪现象中划分出来的，其区别于传统犯罪的最基本特点在于犯罪动机的特殊性。
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犯罪者实施犯罪并不是针对受害者本身，而是为了宣泄自我内心中的不满和愤恨，报复某一特殊群体，或者引起社会关注以实现自我诉求，这是与传统犯罪中打击报复特定对象或者图谋利益和钱财的动机不同的。
由此决定了报复社会性犯罪在侵害对象和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会表现出与此类犯罪动机性质相适应的反传统特征。
从以上表列的29起典型案件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现阶段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基本特征如下：（一）从行为人方面看，作案人基本为来自社会底层的成年男性１．在社会背景上，这类行为人在社会经济分层上大多处于社会底层，多数来自农村，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面临失业状态。
见证70年刑案编年史1949-2019
1949-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以来，刑事法治进程几番周 折与坎坷，一个个标志性的大案像搭 设在波澜壮阔的法治航程中的一座 座灯塔，引领着我们乘风破浪，稳步 前行。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0 周 年 之 际，本 刊 遴 选出部 分 标 志 性 刑 事 大 案。这 些 典 型 案 例 均 体 现 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值得我们驻足回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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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
依据的正是 1979 年刚刚通过的首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 案无疑是刑事诉讼法诸多原则的检验，包括侦查 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公开等基本 原则。该案依法拨乱反正，检验了新法，对于恢复 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领域的犯罪逐渐增多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遭遇着泥沙俱下。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的 同时，也在冲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
95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下）
95特⼤系列抢劫杀⼈案（下）第⼀章：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荒芜的⼼灵沙漠，⽣长出⼀颗毒罂粟当你近在咫尺与韩振营⾯对⾯时，简直不敢相信⾯前就是杀死⼏⼗个⼈⼼不发慌⼿不发软甚⾄连眼⽪都不眨⼀下的杀⼈魔王韩振营。
韩振营长得很秀⽓，⼀⽶七⼏，⾼⾼挑挑的⾝材，⽩⽩净净，说话时嘴⾓往上翘，常露出⼀丝笑意。
如果是初次在街上碰到，也许会把他误认是刚出校门的学⼦，主审警官的经验证实，韩振营只有在⼀⿎腮帮⼀咬⽛时，他的眼睛才会冒出⼀股凶光。
韩振营不管在哪⾥，都标榜⾃⼰读书少见识⼴。
确实，卷宗上记载韩仅读过两年书，连名字都认不会，他6个⽉时就被⽣⽗母过继给本乡农民收养，8岁就开始流浪，流浪到湖南省湘潭市被收容遣送回河南南阳，14岁的时候，就因打架被当地公安机关⾏政拘留15天。
韩振营说：'⼈从表⾯是看不出来的，读书对我来说是对⽜弹琴。
'确实如此，1996年1⽉8⽇晚，韩在湖南省常德市连杀⼆⼈。
后来他回忆第⼆次作案地点时，就连杀⼈现场的'⼯⼈⽂化宫'⼏个⼤字都只认识'⼯⼈'⼆字，'⽂化'⼆字稍草⼀点不认识，那个'宫'字，韩说：'是⼀个宝盖头下⾯加两个⼝字'。
'就是这样⼀个连最基础的⽂化知识都缺乏的⼈，却⾃我标榜见多识⼴。
他所热衷的是看武打⽚、枪战⽚、警匪⽚，认真研究犯罪的⼿段。
问他当他举起铁锤将⼈打死时⼼⾥是怎么想时，他说：'看到别⼈在⾃⼰⼿上流⾎死了，有⼀种快感。
''即使是⾃⼰的⽗母兄妹，把⾃⼰惹急了也要杀。
''我活着就是为了我⾃⼰，不为任何⼈。
'在这种⼀切'为了我⾃⼰'的信条驱动下，韩振营开始了他那杀⼈——抢钱——挥霍——再杀⼈——再抢钱——再挥霍的恶性犯。
罪循环。
据韩犯⾃⼰交待，在正常情况下，他⼀⼈⼀天的开销⼤约是两千元。
乘⽕车，租'的⼠'，全国各地到处窜，甚⾄⼀天可以跑⼏个地⽅，这也是他作案后不容易被抓到的'诀窍'。
’96“严打”大行动纪实
作者： 陈建新
出版物刊名： 人民论坛
页码： 52-54页
主题词： 安机关 犯罪团伙 “严打”斗争 社会治安 犯罪分子 海洛因 枪支 行动 黑社会组织团伙犯罪
摘要： 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呼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从1990年起,中央会同地方政府重点出击社会治安混乱地区,严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已使治安状况有所改观,但却无法止住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恶性案件发案率上升的势头。
1996年4月初,中国最高决策层发令:在全国开展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警笛惊鸣,警灯闪烁,重拳出击一百天 “严打”大行动如何才能真正震慑住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中央从一开始就作出了明确部署。
5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
一九九六年十大公安新闻
生发宝特约刊登(以新闻发表时间为序)一、湖南省邵阳市发生严重爆炸事故,公安机关迅速查处。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遇害,犯罪分子被及时抓获。
三、第十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九五”公安工作总体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
四、公安部改革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和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办法,受到社会广泛欢迎。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经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96年10月1日施行。
六、在全国开展的“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中,北京市公安局成功地破获了鹿宪州等人抢劫银行运款车特大系列案件。
七、江泽民同志关于消防工作的重要讲话《责任重于泰山》全文公开发表。
八、武钢等钢铁企业及周边治安秩序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九、广东省公安机关先后查获22条非法光盘生产线。
十、全国地级市公安机关完成110报警服务台组建工作,并投入运行。
一九九六年十大公安新闻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脱发科主治医师李建国,在祖国医学理论基础上,研制出的生发宝系列中药,疗程短,生发快,一般患者用药后均可长出新发。
地址:郑州市城北路7号,邮码:450004,电话:(0371)6327886来院路线:乘29路公共汽车到民族饭店下车往南走,到城北路口往西300米路南即到。
豫中医广证字(1996)第063号计算机,极力勾划出一幕幕恐怖阴森的画面。
1983年初,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弗雷德科亨博士在一篇论文中,首次用实验和理论方式揭示了计算机软件具有类似于生物界病毒的繁殖和传染特性。
1983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的计算机程序员杰弗里,苦思冥想研制了一种可以扰乱计算机正常运行的程序———计算机病毒———从而拉开了计算机病毒的恐怖序曲。
电脑病毒又分为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
良性病毒在发作时顶多像顽童般那样减缓一下你的运行速度,增加些文件长度,干扰计算机的正常运行。
如果遭遇到像“火炬”病毒那样的恶性病毒,将会给计算机数据和程序予以毁灭性打击。
智取威虎山法律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例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某地区山林中藏匿着一个名为“威虎山”的土匪团伙，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治安秩序，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剿灭这个土匪团伙，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经典的一次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成功地将威虎山土匪团伙一网打尽。
二、案件概述1950年，我国政府开始对威虎山土匪团伙进行剿灭。
经过深入调查，政府了解到土匪团伙的头目是张子明，他手段残忍，手下有数百名土匪。
为了将张子明一网打尽，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法律手段，以智取威虎山。
三、案件过程1. 制定策略为了确保剿匪行动的成功，我国政府制定了周密的策略。
首先，成立专案组，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其次，对威虎山土匪团伙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其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活动规律等；最后，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诱捕、伏击、围剿等。
2. 诱捕张子明为了引诱张子明出山，我国政府决定利用他的贪婪心理。
专案组人员以巨额财物为诱饵，向张子明发出邀请，声称有一笔大买卖。
张子明见有利可图，便带领手下数百名土匪下山。
3. 伏击当张子明一行人进入我国政府预设的伏击圈时，专案组人员立即发动攻击。
经过激战，土匪团伙损失惨重，张子明也被成功抓获。
4. 围剿残余势力在张子明被抓获后，政府立即对威虎山周边地区进行围剿，迅速将残余势力一网打尽。
四、法律依据在此次剿匪行动中，我国政府主要依据以下法律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刑法规定，张子明及其手下犯有抢劫、杀人、绑架等罪行，依法应受到严厉惩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根据刑诉法规定，专案组在侦破过程中，依法进行了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确保了案件的法律效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参与土匪团伙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
五、案件结果经过审判，张子明及其手下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他参与土匪团伙的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威虎山土匪团伙被彻底剿灭，当地治安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84年严打典型案例
84年严打典型案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犯罪分子，他们漠视法律，做着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事，同时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针对这一现象，在1983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
在“严打”计划提出之后，我国在3年之内进行了3次关于打击犯罪的阶段性“战役”。
1984年的8月到1985年的12月，是严打计划进行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大案，也同样有很多人处置，其中就包括一些高干子弟。
例如，在1984年的严打中，上海市委陈其五刚刚去世的两个月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陈其五是一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1914年，陈其五出生在安徽巢县，5岁时就跟随着祖父在私塾中学习。
长大之后，思想先进的陈其五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了追求新知识的学习生涯。
最终在1934年，20岁的陈其五进入到了清华大学学习哲学。
而在学校期间，陈其五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投身革命，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想法。
于是在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陈其五组织和参加了多次救国图强的活动，一直活跃在学校的爱国组织当中。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陈其五组织群众在自己所在的地区进行抗日宣传的活动。
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叶剑英的赏识，将他派到了山西参加工作。
1938年，经过队内同志的介绍，陈其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之后正式参军，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
对于当时的革命队伍来说，陈其五这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名难得的高材生，因此陈其五被组织安排到各个部队进行政治建设的相关工作。
在此之后，陈其五先后担任过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务。
建国之后，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贡献，陈其五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一直从事着党政宣传的工作。
然而在之后的动乱岁月里，陈其五遭到了迫害，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到江苏农学院的教务处工作。
中国第二次严打，总计2年，1996年，到底逮捕了多少人？
中国第二次严打，总计2年，1996年，到底逮捕了多少人？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和大家聊了一系列关于严打的问题，例如三次严打的不同之处、第一次严打的规模等等。
今天，我们聊聊1996年开始的第二次严打。
第二次严打总计2年时间，打掉了一系列的犯罪团伙，收缴了大量的枪械和管制刀具。
那么，在第二次严打期间，到底逮捕了多少人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聊聊什么是严打。
严打的全称是《关于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简称为严打。
1983年7月，我国开始了著名的严打行动。
由于后来在1996年和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严打。
因此，1983年严打又被称为第一次严打。
1996年严打和2001年严打，被称为第二次和第三次严打。
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1983年进行了第一次严打，1996年，为何又进行了第二次严打呢？认真地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
历经了第一次严打之后，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从每年80万件以上，下降到了50多万件。
例如1984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下降到了51万多件。
1985年、1986年，基本上都在54万件左右。
到了1987年，立案数量为57万多件。
由此可见，第一次严打的效果是明显的、有效的。
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群众们拍手称快。
但是，社会治安是一个需要长期维持的问题。
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社会治安再次面临挑战。
对于很多8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来说，相信对于90年代前期的社会治安情况不会陌生。
我们以山西省为例，据统计,1991年以来，全省（山西省）共立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1995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已经达到了150万件，超过了1982年的案件数量。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案件呢？认真地说，原因比80年代更为复杂。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
1996年第二次“严打”重拳应对犯罪升级
19 9 6 年 2 月 8 日上 午 9 时 50 分 , 北 京 朝阳 区安慧 里附近 的工 商银 行甘 水桥分理 处 门 口 , 银 行的 工作 人员 正在将 钱箱 搬进 一辆 运钞 车里 , 鹿宪 洲等 人突然 蒙面 持枪 冲 出来 , 不 由分 说对 车 内 连开数 枪 , 运钞 车上 的保 安 员中弹 倒地 , 没等 目瞪 口呆 的
安接 警后 在全 市堵截 蓝 色大宇 轿车 , 最后
在朝 阳区安贞 西里居 民区发现 了轿 车以及
要案的警察王威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大案
队 缉捕 队长 , 这 个身 高只 有 一米六 四的 矮
两个 被撬开的 运钞箱 和蒙面使 用 的深 蓝色 羊毛 衫 袖子 " 银 行被 抢令 舆 论哗 然 , 北京 市公 安局 局长 张 良基亲 自组织 指挥 , 成立
标 , 持 枪 抢 劫 巨额 财 物 的恶 性 案件 , 车 匪
路霸在 一些 地段 又有 抬头 ; 杀人 犯罪案件 增多 , 影响 恶 劣 ; 连续 发 生犯 罪分 子蓄意 报复社 会 的爆炸 案件 ; 一 些地方 犯罪 团伙 活动 猖 撅 , 尤 其是 一 些带 有黑 社会性 质 的 犯 罪 团伙和 流氓 恶 势 力为非 作 歹 ! 横行 不 法 ! 欺 压 百姓 , 成 为 一些 地 方治 安 混乱 的 主 要原 因 ; 制贩 吸食 毒品 ! 拐 卖妇 女儿 童 ! 卖淫 缥婚 ! 制 黄 贩黄 ! 赌 博 等社 会 丑恶 现 象 仍在 不少地 方继续 蔓延 ; 相 当数量 的枪 支 弹 药 ! 爆 炸 物 品 ! 管 制 刀 具非 法流 入 社 会 , 对 社会 治安构成 极大威 胁 "0 19 9 6 年 3 月两会 期 间 , 全 国人 大代表 ! 政协 委 员借机 纷纷对 治安 状况提 出尖锐 意 见 , 要 求整 顿 社 会治 安 秩 序 " 在 民意 的压 力 下 , 中央 决定 从 19% 年 4 月 到 > 99 7 年2
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
１９８３：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作者：何立波来源：《检察风云》2008年第17期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严打”斗争。
“严打”是在中共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
彭真：打击要“从重”，“从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
1979年9月9日，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的交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个农民出售的螃蟹时，因方法不当引起群众围观，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
五个半小时之内，这些人攻击多名民警，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
控江路自江浦路至凤城路路段，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19时45分，某工业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行至控江路桥上时，被一部分流氓包围，将她连人带车推倒在地并拉到路边，实施抢劫后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致使吴某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20时30分许，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余名治安联防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
21时许，市公安局又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围观群众疏散，流氓也纷纷散走，至午夜时控江路地段治安秩序恢复正常。
后经侦查，数十名流氓犯受到严肃处理。
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后来被法律界称之为“控江路事件”。
加强社会治安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 巨大成绩。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了“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 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的责任 意识、大局意识和正确的政绩观、稳定观，切实担负起维护社会治 安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责任制进一步落 实，齐抓共管的局面进一步形成；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水平、“严打”整治斗争水平和维护社会政 治稳定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在内容、形式、层次和要求等方面都有了新发展，由 对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治理扩展到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由基层安 全创建升级到大范围的平安建设，带动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机制 创新、体制创新和方法创新，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从快，一网 打尽”
小平同志
十分尖锐地指出： “刑事案件、恶性案 件大幅度增加，这种 情况很不得人心。”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 一次、二次、三次严 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的战役？”
标志性案例
1983年全国追捕“二 王”，当时王氏兄弟手 持五四式手枪，流窜大 半个中国，行凶毙命， 成为中国一号凶犯。 1983年春节当日，“二 王”杀人潜逃全国七个 省市，历时七个月。公 安部组织大搜捕，终将 二王击毙在江西山中
成果：
据统计，在这次严打斗争中，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109万起，其中重大案件39万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74万多名，其中逃犯13万名；查获各类违法 犯罪团伙13万多个，团伙成员57万余名，其中带黑社 会性质的犯罪团伙900多个，成员5000多人；4万多名 违法犯罪分子慑于严打斗争的强大声威而投案自首， 人民群众扭送违法犯罪分子达3万多名；整治问题较多 的重点地区和路段14万多处、公共娱乐场所10余万家。 据统计，1996年全国共立刑事案件160多万起，比 1995年下降5.4%，其中重大刑事案件69万多起，比 1995年下降1.7%，爆炸、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等 几类主要刑事案件发案数比1995年均有所下降。
1996年新中国为什么发动第二次“严打？
1996年，新中国为什么发动第二次“严打？1996年2月2日一则爆炸性新闻迅速在全国流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住所被杀，凶手居然是专门护卫他的18岁武警执勤战士张金龙。
张金龙在当日凌晨4时许，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口。
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
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
李沛瑶这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强烈关注，再次发动全国性“严打”行动的议案被提上日程。
文︱周斌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从严从重从快处于极刑的犯人。
摄影|萧云集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
摄影|安哥/FOTOE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期，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管制在松动，在港台、西方影视作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在受到启蒙的同时也备受拜金、犯罪的蛊惑，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犯罪高峰，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期的8倍，1995年公安机关立案超过150万起，涉枪犯罪、毒品犯罪和黑社会团伙犯罪引发的大案频出。
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你不知道的20个中国大案之四
你不知道的20个中国大案之四-黑龙江鹤岗南山矿枪案1995年黑龙江——“1.28”大案电视剧《犯罪升级》1995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鹤岗市南山矿发生一起全国前所未闻的大案：矿保卫科、经警队几乎被连窝端，现场共清理出11具尸体，另有一名经警受伤。
如果再往前追溯，其实早在1990年起，“1.28”大案的凶犯们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做着长期准备。
全过程中，他们共杀死14人，杀伤1人，致使12个家庭家破人亡，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1.28”这一天。
权威人士认定，“1．28”大案的发生，标志着我国严重暴力犯罪升级。
其智能化、暴力化、职业化程度都堪称空前，也迫使公安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侦破思路。
惊天大案，10名经警遇难临近大年，时而已能听到“劈啪”响起的爆竹声。
傍晚18时50分许，一辆车牌号为“91409”的“北京212”吉普车驶进南山矿大院，在北楼总务科台阶前停住。
又过了几分钟，吉普车又悄悄地开到矿保卫科门前。
车停稳后，从车上闪出4个人影。
这几个人下车以后没有做任何停留，而是立即分成两组直奔目标，其中一个戴警帽的手握短枪，其余3人持长枪（主要是猎枪）。
据幸存的经警刘东生事后回忆，当时准确的时间是差数秒19时，他正在经警队队长室南窗下靠西墙坐着。
室内3张办公桌呈品字形摆放。
经警队长赵成远身携“五四式”手枪坐在刘东生旁边，经警毛成才、杜文军坐在他对面。
当电视机屏幕上出现“飞亚达”熟悉的表针时，门突然被拽开了，一个戴女式披肩假发套的人站在门口。
几个经警还没拉得及转头看看是谁，这个人端枪就是一阵乱射。
几枪打过去，经警杜文军和赵成远被当场击倒。
坐在后面的刘东生与毛成才见势不妙，慌忙躲到办公桌下。
戴发套的人重新装弹以后，上前几步朝刘、毛二人身上又打了几枪。
猎枪威力很大，子弹穿透木质办公桌，将两人击毙。
4名经警全部倒在血泊里。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此时又有一个穿半截黑呢大衣的人闪身进屋，朝几名已经非死即重伤的的经警补了数枪，前后总共只有十几秒钟，4名经警全部死亡。
1996年中国大事件
一月１月５日－８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研究了实现“九五”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重点部署了１９９６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
１月１４日－１８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确定１９９６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促进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１月２４日－２７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要落实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以来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第二，要继续加大办案力度，突破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第三，在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方面，要继续把治理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中小学乱收费和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作为重点。
１月２６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１月２６日、２７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规则。
１月２８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
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这支部队将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事务。
三月３月５日－１７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李鹏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
３月７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１９９６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城市改革试点要与企业改革结合起来，１９９６年“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将由18个扩大到50个；抓好一千户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改组步伐；继续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加快组织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切实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学习推广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等。
五次犯罪高峰
（四）中国简易程序的产生和发展我国的犯罪经历了五次高峰，发案的数量一次比一次高，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从1950年春季到秋季的半年中，有近4万名群众和干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1952年到1960年发案数一直保持在每年20万到30万起。
第二次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因为天灾人祸引起的，所以81％是盗窃犯罪；1964年到1966年平均发案率为3％，出现了治安的黄金时期。
第三次高峰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到1976年历时十年，犯罪高潮在1973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
这是一次复杂而又独特的犯罪高峰，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犯罪高峰。
文革期间冤假错案很多，仅仅经过法院系统纠正的就达3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
第四次犯罪高峰是在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
第五次犯罪高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明显暴露，诱发犯罪的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发案率仅是1979年的4倍，1986年立案54万起，到1991年陡升到236万起。
进入90年代犯罪像洪峰一样逐年上涨，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而且居高不下。
①随着刑事案件的不断增长，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199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82927件，比1993年上升了19．75％；②199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93082件，比1994年一升了3．15％。
③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没有刑事诉讼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没有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因而也就谈不上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之分。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法官独任审判，但没有设立专门的简易程序。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中国扫黑除恶历史回顾
中国扫黑除恶历史回顾作者：暂无来源：《法治与社会》 2018年第4期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下称《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从2000年底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如今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国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从未停歇。
如今，党和国家扫除黑恶势力的决心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扫黑除恶成常态我国对于黑恶势力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境外黑社会势力就开始对中国渗透。
在我国历次的严打中，涉黑犯罪一直是重点打击对象。
2000年12月11日，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从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一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活动。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犯罪仍呈发展蔓延之势，气焰十分嚣张，在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老百姓有案不敢报、有冤无处申。
各种黑恶势力犯罪已经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严重危害社会和稳定。
同年，公安部成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也成立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2001年4月，中央在召开的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间延长到2003年4月，并且将其并入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
但自2004年起，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办法。
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起始于2000年的全国性的“严打”斗争结束，而“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2005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打黑除恶”的形势，指出面对今后一段时间黑恶犯罪处于高发期、危险期的严峻形势，面对打黑除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的复杂情况，应该充分认识到黑恶犯罪是腐败的衍生物和催化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心腹之患，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大障碍。
96严打纪实
96严打纪实严打利剑锋锐正有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是老百姓信奉的公平，而老百姓的信奉依靠什么来维护？就是我们的人民公安——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坚守老百姓心底的公平。
某某县公安局“2022严打整治行动”以来，秉持“除恶务尽”的原则，以雷霆之势，对犯罪集团、黑恶势力、作案个人进行秋风扫落叶的席卷，清除魑魅魍魉。
厉兵秣马某某县公安局在2022年就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命案工作先进集体”，2022年又在全市刑侦工作绩效综合考评中取得了第一，今年上半年的考核继续保持了第一的好成绩，但是，某某县公安局党委一班人把责任看的比荣誉更为重要。
近年来，某某县公安局党委领导班子坚定地恪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准则，不折不扣的履行着守土有责卫护一方的使命。
领导班子朴实无华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引领着、指导着全体民警民本意识，激发出全体民警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的责任感。
肩负的巨大责任促使某某县公安局全体民警抓培训、抓考评。
抓培训就是对民警开展执法理念、法律常识、执法程序为主要内容的培训，两年来，该局共举办的法制培训班9期，培训民警1500余人次，从根本上解决了队伍整体执法水平低的问题。
抓考评就是在“三位一体”执法质量动态考评体系内，对每起案件进行实时考评、个案考评、专项考评，对每个单位每个民警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日通报、周汇总、周点评。
以此作为评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激发、调动全体民警的积极性。
政治觉悟高，党性修养高，一心为民的某某县公安局领导班子；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使命的民警，充实以现代化的办案设备的某某县公安局全体，就像一把悬在所有罪恶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邪遇必被诛。
枕戈待旦在全县的重点方位、敏感地区设置电子信息监控系统，并且在进出县城四个路口和国、省道等12个道口安装兼容测速设备的高清治安防范卡口监控，及时了解社会治安综合信息，并且对现行犯罪活动进行快速打击。
在全面、及时的了解全县治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某某县公安局将全县分为六个战区，每个战区由2名党委委员负责，成立六个严打整治行动小组，每组抽调20名精干警力，分管3-4个派出所。
1996年我国为何要进行第二次“严打”？
1996年我国为何要进行第二次“严打”？好奇组长继1983年的“严打”之后，1996年我国又进行了一次“严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严峻的管制（出远门要村长开条子，住旅馆要开介绍信），社会治安可谓非常之好，虽说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整体治安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治安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立案的数目逐步增加。
到1979年公安机关立案总计50多万件，到了1981年增加到了89万多件。
1983年开始为期三年的“严打”。
1983年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为62万多件，1984年下降到了51万多件，1985年1986年，基本上维持在54万件左右，1987年立案数量为57万多件。
由此可见，“严打”确实有一些效果，社会治安有所好转。
但进入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社会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再次明显增加。
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社会治安会再次恶化呢？第一，各种宣扬暴力和色情的西方影视剧和书籍，开始陆续进入我国市场，很多年轻人照猫画虎，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的案件数量逐步增加。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群众的生活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贩毒、走私、组织黑恶势力等犯罪活动也开始出现。
第三，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众多企业开始了改革、合并。
很多工人陆续下岗，其中一些下岗工人没了收入来源，便加入了各种犯罪团伙讨生活。
1996年陆续发生了白宝山、鹿宪洲等一系列重大案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开始了第二次“严打”行动。
目标是在2年时间里，解决目前比较突出的治安问题。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治安确实到了必须治理的程度。
在第二次严打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抓获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42万多人，总计有30多万人被判刑，其中26万多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鉴于民间枪支散落的问题，1996年“严打”的同时，还颁布了《枪支管理法》。
山西省1996年“打团扫恶”斗争的回顾和总结
山西省1996年“打团扫恶”斗争的回顾和总结
李玉璋
【期刊名称】《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1997(000)001
【摘要】无
【总页数】3页(P1-3)
【作者】李玉璋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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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1996年4月9日，新中国发动第二次全国“严打”，重拳应对犯罪升级!
2019-04-09
23年前的今天，1996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这与当时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同时，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
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1996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这与当时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同时，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家副主席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
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支队长的柳毅经历了整个严打时期，在他的记忆中从1983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警方一直在严打，经历了近百个区域性严打高潮。
可是，治安局面却未见好转。
1996年春，北京爆发了数起恶性案件，尤其是鹿宪洲案与白宝山案两起大案，震动中央震惊全国，拉响了第二次全国严打的导火索。
张金龙案
李沛瑶，广西苍梧人，其父李济深。
李沛瑶为李济深第四子，1992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次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跻身副国级、国家领导人行列。
李沛瑶
按照安保惯例，李沛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所谓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安全保卫工作由属武警现役部队序列的公安部八局负责。
刺死李佩瑶的正是负责保卫他的武警张金龙。
1996年2月2日凌晨4时许，张金龙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
口。
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
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时，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共决策层的强烈关注。
鹿宪洲案
李佩瑶被刺死六天后，1996年2月8日，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动步枪将停在朝阳区安慧里附近工商银行泔水桥分理处门前的一辆运钞车洗劫，射杀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杀伤一人后，劫走百余万元巨款。
6月3日，海淀区知春里一取款车再次被抢劫，歹徒驾车持枪抢走两个装有巨款和大额存单的铝合金提箱后逃走。
8月27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辆运钞车行至宣武区枣林前街时遭遇抢劫，押运的银行工作人员两死两伤。
2月8日发生的银行劫案是建国以来首都北京首次发生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两次发生持枪银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宪洲。
鹿宪洲1981年至1984年曾在云南某部队服役，1984年复原后到北京开出租车，1991年因伙同他人在北京、天津等地盗窃汽车被捕，1992年判处死缓，1994年越狱潜逃。
白宝山案
1996年3月31日晚，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高井热电厂用铁棍打伤一名执勤武警，抢走没有子弹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支。
4月7日晚，白宝山在北京八大处附近装甲兵司令部，向哨兵连开两枪，企图抢夺枪支、子弹未果。
一小时后，白宝山在石景山区实兴大厦附近遭遇巡逻的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6名巡警，击伤4名巡警后白宝山逃走。
4月22日，白宝山在丰台区八一射击场，打死哨兵一名，企图抢夺枪支，但因哨兵仅背着空枪套未果。
1996年7月27日凌晨，白宝山在家乡河北徐水解放军某师弹药库枪击三名哨兵，两死一伤，抢走81式自动步枪一支。
12月16日，白宝山在北京德胜门一烟酒门市枪杀女摊主，抢走现金6万多元，并击伤路人3名。
1997年，白宝山又流窜到曾经服刑的新疆作案。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白宝山1983年第一次入狱正是第一次严打的结果，因抢劫、盗窃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全国严打开始
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不仅令警察压力很大，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
曾任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副处长
的郑忠时为陶然亭派出所民警，据他回忆，当时公安部领导隔几天便要听取一次案件汇报，每一名民警都笼罩在压力下。
案件数月未破，百姓非议很多，就连交警都曾遭到违章司机的挖苦，“也就这点能耐，有本事去把银行案子给破了”。
而北京的治安状况恶化也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
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1996年）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
199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发表了许多意见要求整顿社会治安秩序。
时任最高领导人指出：“不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就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人民群众对严打拍手称快，这场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
严打精神要继续坚持，严打斗争要坚持不懈，每隔一段时间全国就要集中搞一次。
”
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
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放眼全国，各地的“严打”重点各不相同：
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
流窜犯罪，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枪支、毒品，新疆“严打”暴力犯罪团伙。
全国仅犯罪团伙就被打掉了9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42万余名，另有3万多名违法犯罪人员在“严打”行动的高压下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监所坦白交代遗漏罪行。
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惨重代价，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为了多出战果，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
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福建省还把“严打”团伙的任务层层分解量化到各实战单位，落实到民警身上，并对立功的民警进行物质奖励。
在动员了大量公安警力后，1996年实现了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刑事立案数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
但是，“严打”中公安、检察、法院的密切配合，实际上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和纠错机制，原本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完毕后才会把证据等案卷移交检察院，检察官参考侦查内容独立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公诉内容和罪名，到了法院，检察官和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平等辩论的，最终判决由法官裁定。
在制度设计上，三个机关具有一定的相互监督功能，执行好的话，可以有效避免司法的错误率。
“严打”中公、检、法三家制约少而配合多，甚至联合办公，有些案子可能还会“先定后审”，还没有审判就已经把审判结果约定好了，甚至上诉后的审判结果都定下来了，这种做法提高了所谓的“效率”，但是也增加了冤案、错案产生的可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严打”的治理方式终将成为历史，希望每一个冤案和错案都能成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成为推动司法进步、社会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