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问题透视：中国的城中村与拉美的贫民窟之类比

城市化问题透视：中国的城中村与拉美的贫民窟之类比从空间演变的角度看，在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贫民窟”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在拉美等国家与地区一直蔓延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城中村问题，也很凸显，尤其是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城中村”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城市被“城中村”和边缘杂乱的建筑所包围，是我国城市的真实写照，我国的“城中村”是一种拉美式的贫民窟。

在国外，“贫民窟” 是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的不同，其持续的时间有所不同，目前广泛地存在于比较典型的拉美、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城中村”或“贫民窟” 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城市居住区，为农村人口转移和吸纳到城市带来了便利化，像城市化率很高的拉美地区就是基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自19 世纪以来，在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贫民窟”问题也曾严重地困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我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传统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出现了类似于国外城市“贫民窟”的“城中村”现象。

蓝宇蕴（2007）将这种人口聚居区称为“类贫民窟”，认为从城中村聚落的空间结构状态和社会结构特征看，具有类似于国外城市贫民窟的基本特征。

本文试图对这两类城市病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描述，进行两者的对比分析，并从空间正义的伦理视角来阐述城市化发展应坚持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对我国“城中村”问题的认识城中村，有学者称其为“都市里的村庄”，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转型发展，城市数量快速增长、粗放型城市空间拓展，城市近郊、边缘农村区域，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逐步演化为既非农村又非城市社区的风貌，它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一种被动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城中村” 作为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个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社会空间”，它最初是从开放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北上广”和西安、昆明等较大的中心城市。

关于城中村形成机理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同：“城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

其中，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个体理性选择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同时并认为，这是村民对政府管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行为，但也必须同时看到违章建设也是农民在失去土地保障之后寻求生活来源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王新（2005）认为城中村的存在是“城乡社会结构二元化、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化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和法律法规滞后与不健全的同时并存、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以及城市管理的疏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吕宏芬、王积瑾（2005）关于“城中村”形成的内在诱因，指出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

张京祥、赵伟（2006）指出：地方政府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承担转换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成本，它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制定趋利性的土地征用政策，绕过居民点较多的地段进行建设，是“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加剧了城中村的“孤岛”效应；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刺激了对城中村的空间需求。

总之，认为城中村并不是原住居民主动地获得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的“趋利性”与政策制度的“二元性”导致的结果。

陈柳钦（2008）从社会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宗族血缘和地缘观念很强，安土重迁，这种定居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

赵常兴（2011）认为宗族文化抑制了乡村聚落向都市社区的演进，传统封闭观念的文化土壤、城市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牵引是城中村得以存续的条件。

二、拉美的“贫民窟”问题分析在西方，“贫民窟”又称“贫民区”，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给出的定义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它一般被看作绑架杀人、抢劫盗窃、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城市犯罪行为高发区；还有人将“贫民窟”看作为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的“毒瘤或顽疾”。

这种强烈的社会排斥，使这些贫民窟“污名化”的同时，也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隐患。

在巴西，贫民窟又称为“法维拉”，即“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是一种非正规的住宅和聚落。

韩俊（2005）对巴西地区的“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土地占有严重不公，导致大量无地农民流离失所于城市；城市产业发展不充分，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公共政策不够完善，使地区差距拉大。

贫民窟的数量反映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城市的贫困和贫富分化程度，从历史、文化、政治的视角可以看到拉美城市贫困化的成因：其一，殖民主义的封建残余。

首先，作为早期拉美的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是封建制的国家，带给拉美的是封建主义的酵母，而不是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酵母。

同时，拉美独立运动只是以土生白人取代殖民者的统治而已，基本上保留了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既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又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与开拓国内市场，仅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而非像北美洲那样彻底的民族独立革命，拉美在19 世纪由于受内外环境的约束，走上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

其次，拉美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大地产占有制度，使得生产资料分配的严重不公，在拉美国家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占有又进一步集中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

其二，从文化层面看，拉美受传统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在海地，有个“伏都教”，其教义就是“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才去劳动，只有那些层次低的人才去劳动”。

海地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女孩子不需要真正的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男孩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

这些殖民时代的传统深深植根于拉美社会，长期以来人们养成了好逸恶劳、鄙视劳动的心理，向往和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城市富裕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大力宣传城市的美好，使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

其三，政治动荡。

拉美国家大多是在19 世纪独立后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而是军人与文人交替统治。

上世纪50 年代前后，美方势力渗入拉美地区，支持当地军人独裁统治，以达到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目的，这使得该地区频繁出现恶性循环的军人政变和政权更迭。

从而导致了政府官员的腐化，社会贫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这种分配不公反过来又助长了社会犯罪活动的猖獗。

政府的腐败，使得公信力下降，合法性逐步丧失，没有足够的威信和力量来治理邪恶、维持社会的正义，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城中村”与“贫民窟”两者的类比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角度看，由于其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缺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工资收入极低，而贫民窟和城中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进入城市的切入口。

因此，贫民窟和城中村都是部分“资源缺乏型”流动人口的“迂回生存”的战略选择，城市贫民群体的存在和增长决定了对贫民窟的需求的存在和增长。

两者外在的都表现为居住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劣，放到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中来看，都是以不协调的“孤岛”型方式而存在，而“孤岛”中的这些居民的社会融合度差，受到社会歧视等社会剥夺，他们都是社会贫困的化身和载体，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贫困的反映。

拉美的这些贫民区经常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种族制度给拉美文明社会带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遗迹至今依然存在。

“城中村”与“贫民窟”既是一种居住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

中国城中村的存在是咎其城市化没有瓦解原农村社区的居住结构和社会结构。

而后者客观上更多的是因为农村土地生产资料分配高度集中于少部分农场主手里而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寻求生机。

但当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岗位不足，农民被迫流向非正规部门，这造成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加剧了贫富分化，贫民窟应运而生。

两者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忽略低收入人群的需求。

城中村和贫民窟都是一种非正轨的聚落方式，没有被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是属于规划外的城市住房模式，这种非正规聚落通常表现为无序与混乱。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单向流动一方面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但城市经济发展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加上进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工作技能缺乏，使得进城农民面临着高失业风险、非充分就业和就业质量差等问题，使他们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贫民。

总之，蓝宇蕴（2007）认为，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贫民窟”很接近，既有空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即体现为空间结构与景观上的种种问题，也有社会层面的相似性，即我国“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跟国外“贫民窟”一样代表了一种不怎么为城市主流社会所容纳的生产、生活方式。

因此说，城中村或贫民窟是城市、社会、经济的“塌陷带”、市民社会中的“农民村或农村社区”。

四、空间正义：城市化的伦理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贫民窟”或“城中村”是“一些想融入区别于传统的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进入城市但又缺乏相应的资源条件的人们理性地做出的经济化选择”。

不管是贫民窟还是城中村，都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正常的、不可跨越的、很难回避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对它漠然视之，而应树立空间正义伦理，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现状，逐步消除城中村或“类贫民窟”。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表明，贫民窟问题难以避免，但贫民窟问题又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城乡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一体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以以牺牲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利益来满足城市部分社会精英的个人私欲，否则就扭曲了城镇（市）化的本质，空间正义伦理的扭曲，使得“城市像纽约，城中村像非洲”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演变格局。

从逻辑上看，贫民窟与城中村的出现，是城市政府住房供给政策的缺位。

从城市发展伦理的角度上看，是空间正义的缺失。

因此，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责，致力于最贫困的公民融入主流社会，推进住房正规化。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角度看，城市化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不管是拉美的贫民窟，还是中国的城中村的出现，实际上都源于城镇化偏离了空间正义伦理，政府应当制定和实行良好的城镇化公共政策来持续推进中国城镇化走向空间正义，实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