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教育思想浅析

范仲淹教育思想浅析

逯文广

摘要：教育是选拔人才的摇篮，是富国之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不论身处何职，始终狠抓教育，坚持以教育强国，以教育振兴大宋。本文通过对范仲淹个人经历、重视教育的原因、教育改革的内容、教育改革的影响及评价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其一生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以期鉴前世之兴衰，需找先进教育之不足。

关键词：教育、思想、改革、范仲淹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一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作为政治家，他在担任地方官员时始终秉承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宗旨，进入中央枢要后又坚持锐意改革，三次遭贬而不改其忧国忧民之心；作为边关统帅，他实现了军事手段和政治手腕的完美结合，妥善处理了宋与西夏的矛盾，稳定了边境局势。此外，他严于律己，志趣高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节操也为后人称颂。

北宋建立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从而致使教育不兴，国家人才缺乏。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况，参政副使范仲淹领导和实施了庆历新政，企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在教育方面，他针对当时“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裰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糜，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1】”的社会弊端，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2】。”由此形成“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国”的教育兴盛局面，以致才有当时“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的描述。或许，在宋代的教育贡献上他难以与朱熹的功绩相媲美，但其一生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经国治世的能臣，在教育方面的创新也举不胜举。

一、范仲淹及其教育历程

范仲淹(公元989～1052)，字希文，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人，端拱二年(989)生于徐州，次年因父亲不幸逝世，随母亲改嫁而姓朱。他“少有志操”，自叹“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故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经过青少年时代的勤耕苦读，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历官广德军司理参军、秘书省校书郎、大理寺丞、太常博士等职，官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是宋初庆历新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当时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提出兴学主张，并试图扭转当时颓废的文风、学风。王安石在《祭范颖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讲艺弘歌，慕来千里”，“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纵观其一生其始终抓住不放，行之终生的事业就是兴学育才，临终他还不忘给仁宗的遗表中通篇指陈时政，希望仁宗“不拘人欲，明刑慎赏，尊崇贤良，抑裁侥幸”。

二、范仲淹重视教育的原因

生活于北宋那个积贫积弱，内外忧患的时代，的确是每位有识之士的不幸。但所幸的是

这却是一个不乏名臣、能人的时代，杨家将、包拯、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个个都名流青史，为了大宋的兴亡，他们呕心沥血，进行着不断的尝试与变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对他们人格的写照，也是对他们事迹的写照。

范仲淹思国忧民而发动了著名的“庆历兴政”，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大兴教育，培养人才。其一生虽然坎坷不屈，然对教育的改革却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范仲淹生活于宋太宗—真宗—仁宗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北宋统一全国后政治逐步稳定的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自太宗起就任用大批文臣执政，故而儒学随之逐渐兴起；真宗时又大力提倡儒术，极力推崇孔子的儒学教育，如大中祥符年间到泰山祭祀并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翌年五月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以表示他对孔学的尊崇【3】。早年称帝的仁宗每天由儒师讲授《论语》等儒学经书，最后也被培育成儒学的崇奉者。仁宗时科举取士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入仕的重要途径，此时为了培养尊儒的考生，仁宗采纳范仲淹、宋祁的建议，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讲授儒学经典。各州县建立学校后儒者讲学之风大盛，所以才有了全祖望说的“宋真仁二宗之际······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其次，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处在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对此范仲淹万分忧虑，曾数次奋不顾身，言朝廷得失，要求革新政治，并写了《上十事疏》，力陈改革，其中重点是整顿吏治。范仲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裁汰冗员、限制恩荫、严格考绩外，还应提高官员素质，其途径是“兴学校、本行实”，故而他提出了兴学校教育的主张。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4】”此外，范仲淹充分相信后天的教育对人成长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受教育，就像未经过琢磨的玉石，看不出它的本质，一旦受了教育的熏陶，才能成为美器，为此，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

第三，由于范仲淹起家孤贫，所以他日后虽身居高位也不忘民间疾苦。正如他在诗中所云：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5】。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他选士、养士的态度，任官期间他选拔人才始终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二是重实学、斥浮伪。他认为“国家劝学育才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本质。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欠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取名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的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三、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内容

范仲淹一生为官三十余年，前后担任地方州郡长官、中央宰辅、边关统帅等职务，但因从未担任过主持教育的礼部长官，因而，他对教育的的改革与实践很难做到系统而全面，也很难持之以恒，仅是利用职权不断推行，广提建议。纵观其一生的主张与实践，我觉得的范仲淹对于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学校教育与改革科举

范仲淹认为“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而缺乏人才的原因在于“教育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所以必须重视教育，培育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就必须有赖于学校教育，建立师资队伍，聚集群材。他强调兴学养才的重要意义是“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陈正教，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6】”。毫无疑问，学校是出贤才的地方，是为国家、为社稷储备人才的摇篮，必须重视学校教育，发展学校教育，只有学校教育上去了才能以求大宋王朝的兴盛。

大宋朝廷建立80年以来，统治者因过于重视儒教的传统，往往导致学校的教育不切合实际，文风华而不实，难为世事所用，大有魏晋士大夫之风范。此时范仲淹大胆提出当时科举选士的最大弊端是文弊，即“国家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识者，十无一二【7】”。他觉得仅以诗赋取士，既不能考察应试者的德行品操，又无法保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录取委用，因而行之有效的救世良策就是“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进而实现“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面对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他又提出了改革考试录取的办法，即“进士先策论，后诗赋，取诸科士，墨义之外，更通经旨【8】”。其实，就当时社会而言，我认为范仲淹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它不仅拓宽了选材的渠道，而且革除了旧制度的弊端，对于剔除北宋的社会问题还是有相当的可取性的。

2、新办州郡之学

范仲淹深谙“学校，王政之本”的道理，他认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学校教育，事关重大，“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书，提出了十大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在得到了仁宗皇帝的肯定的同时也得到了欧阳修等其它一批同朝大臣的支持。在仁宗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州郡奉诏兴学，地方学校蓬勃而生。范仲淹之所以强调要大力兴办学校，一是认为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不合时用；二是认为只有民众的素质普通提高了，国家才有希望。他觉得人材为国所用，贤俊之士为君效力，则“四海幸甚，千载幸甚”；第三，他认为兴办学校是事关百姓健康的需要。

3、要求尊师重道

范仲淹深知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师，故而非常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他深刻理解了“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10】的道理。此外，他一生大量的实践活动让他对办学模式产生了自己独到见解。他认为要想办好学校，必须要有好的教师，因此必须加强对学校师资素质的培养和选拔，他把“师道”立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11】。故而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请求在“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

范仲淹还要求教师，不但要学识渊博，通晓经文经义，还要力行仁义道德，传授治国治人之道，对学生既教且管，以身先之，除之还要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为了力求择名师

教授学生，他不遗余力的向朝廷推荐德高望重的名师、大儒出任中央官学教席，在宋史中留下了不少感人的事迹。比如胡瑗是宋代学术的开创者之一，他治学严谨，在苏州和湖州两地担任郡学教授时，改变了当时重视辞赋的学风，他注重经义及时务，总结出了著各的“苏湖教法”。对此，范仲淹十分推崇，亲自向朝廷上表推荐胡瑗，后来胡瑗到太学任教，四方士子闻风而来求学，以致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为学舍。范仲淹之所以力推胡瑗是因他的教育活动最能体现自己“经邦济世人才”的教育思想，而胡瑗能成为宋代卓有声名的教育家，也是与范仲淹的的大力举荐和帮助分不开的。

范仲淹大力提倡择师的主张，深信要使国家富强，“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12】，这对于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办学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人评价他，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不忘致力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4、改革教学方法与内容

宋初的科举考试专以词赋和墨义取士，以致士人中有的追求词藻声律，有的只是死背经书的章句，使所选拔的人才既不能急世所之所需，也不能选择出真正有用的人。为此，范仲淹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内容，除旧革新的主张。他大力提倡“宗经”，主张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的六经作为主要教材。同时，他积极推行了著名教育家胡瑷创立的“分斋教育”制度，在学校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可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厉以明数是也”【13】。

范仲淹认为国家不但要培养一些经邦治国的人才，也应培养出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如医学、武学等。所以，他曾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於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侯，及修合药饵【14】。”在给仁宗的《上十事疏》中他提出了建立专门医学教育机构的主张，其意在于通过系统训练，培养精通医术的合格医师。此外，为了改变国家重文轻武，军事人才匮乏，在对外战争中无人挂帅的局面，他建议设立武学，招收学生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并使单一的军事教育朝着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面转化。总之，范仲淹提倡办医学和武学，以培养封建政权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种讲究实效，结合实际，学为世用的教育思想对于纠正空疏浮靡的士学风气和形式主义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能够经世致用的治国之才。

5、重视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

宋代初期文人士子进入仕途出仕的主要途径是科举与思荫，但就其本身而论这两种制度都有弊端难以完全适应于社会的需求。一方面科举取士，它只能发掘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而且考试只凭一日短长，不重视平时成绩，加以考试内容注重辞章，士子因循敬且，文章柔靡。另一方面恩荫做官，这是宋代提倡文治，笼络文人的办法，然而推行日久，就不免造成冗员，而且促使官吏子弟不务进取【13】。针对种种流弊，范仲淹向仁宗主张取士除重才识之外，更

须注重德行。

范仲淹一生还特别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顾且以德为先，如“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16】”，就是说推荐人才要先评定其品行，然后考察其艺业，二者合格，方可推荐。再如，范仲淹要求士大夫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身为边关统帅期间，范仲淹对部队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的教育非常重视，他深刻理解了孔子、孟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对部队的思想道德教育始抓不放。故而他总是赏罚分明，以实例对部队进行现场教育，如他在《虎翼军指挥王琼夺戎士砍到人头为己功书断》中记载了对贪功冒赏，毫无诚信可言的罪行进行严厉谴责和处罚的范例。

6、提倡教学相长，因材施教

范仲淹非常痛恨当时的科举考试方式，他认为实时的教学束缚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人的发展。对于孟子“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得天下英材而乐也”这句话他一直非常赞同，认为教学不仅是教师教，更重要的是学生学，只有教学相长教学才能成功。其在应天府府学任教席时，非常关心学生。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他经常立身亲行，“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调之【17】”，“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18】”。对于教学他力主倡导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式教育，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也从学生实际出发，推行教学计划，避免盲目性。可以说，“因材施教”是他这一教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就其教学方式的实践而言，比如针对孙复、张载、狄青等人各异情况，范仲淹以敏锐的眼光进行调查分析，对他们采用不同的引导与教育，才使他们能够最终成长为名臣、良将。四、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影响

范仲淹一生把教育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

之方，莫先劝学”。在从政的几十年中多次对教育问题上表，表达自己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主张。他一生兴学实践及其提出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篇重要而华丽的乐章，在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培育和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为国家培养人才

范仲淹不管其思想有多超前与伟大，然身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为统治者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是他兴办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或者唯一目的。不论改革科举，还是强化学校管理，其目的都是为了选拔更优更高的大器之才【19】。正如他所说的“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盖将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毫无疑问，范仲淹在州县郡兴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统治人才。

2、促进古代学术的发展

在古代，学校往往承担着发展学术的任务。范仲淹兴办的学校也不例外。北宋时期，学校和书院的兴盛更是促进了理学的发达和学术的繁荣。因此很多学校和书院往往成了周边地

区的文化学术中心。范仲淹年青时即在应天府书院学习，后又执掌书院教席，为官各地，全力兴学，为宋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而才有黄庭坚评他为“当时文武第一人”，朱熹赞誉他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问认为他是“求三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圣贤【20】。

3、传播了儒家思想文化

仁宗深爱儒学，范仲淹年青时又在应天府书院学习儒学，所以推崇儒学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范仲淹一生的兴学实践，为传播儒家思想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而儒家思想对社会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实现。之所以宋代一朝会儒家学派林立，正是与州县兴学、书院兴盛有很大关系。可见从这种意义上说，范仲淹对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行动是积极的，效果是显著的．

五、关于范仲淹教育思想的评价

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范仲淹关于兴学育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为目的的。范仲淹本人也不是一位纯粹的教育理论家，他除了在应天府掌学的一两年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从政，他主要是运用担任州郡长官的时机大力兴学，用政治的力量来支持维护教育。后来随着他政治地位的提高，其影响的覆盖面也愈大，当他在中央主政时，就把兴学运动推广到了全国，以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范仲淹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造就了北宋时期的众多英杰，使许多人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此外，他励行名节，言传身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对当时士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大改变了宋代的士风，出现了“士品淳而文风振”的局面【21】。为以后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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