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业

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

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

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

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

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

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

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

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

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

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

“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

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

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

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

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 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 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 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

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 万多贯，湖州为3.9 万多贯，秀州2.7 万多贯，常州2.6 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 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 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 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 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 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 万多贯。

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 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 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 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 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 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 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 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 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 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 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

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

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 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 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

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 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 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 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 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 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 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 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

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

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

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

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

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

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

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

”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 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

“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

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

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

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

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