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立春迎气礼俗

唐宋时期的立春迎气礼俗

东汉时期产生盼迎春礼俗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多数朝代举行迎春礼。但是迎春礼俗的表现形态和内部结构在这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尽相同，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唐宋时期尤为显著，而在明初最终定型，明清时期基本一致。迎春礼俗的历史衍变不仅是形态的变化，而且是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东汉时期的迎春礼俗由相互独立的迎春和出土牛、耕人两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是在不同地方举行的两个不同的礼仪。

它们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相互独立。因此，立春日礼仪的结构是一种组合结构。

这种组合结构在唐宋时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礼仪在这个时期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但是它们依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礼仪，它们是组合的结构，而不是混合的结构。

东汉以来直至唐宋，迎气礼俗基本上一脉相承。<魏书·礼志>载：“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此时皇帝不亲自迎春，而是派遣大臣执行迎春礼，祭祀时也不用牲币，也就是说，迎气礼仪的级别不是大祀。梁代重视迎气礼，重新制订了礼仪规则。<隋书·礼仪志）载：“（天监）／（509），明山宾议日：<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具一

献。帝从之。”因此，“梁制，迎气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仪同南郊。”在梁代，迎气礼与南郊祭天祀级相同，不仅牺牲用特牛，而且以皇帝的始祖配祀。这是大祀的级别。其后，梁、陈、后齐、后周及隋迎春礼俗基本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以礼书为规范的基础上的。天监年间的改制以《周礼>为范本，其后各代的沿袭也是以礼书为依据。<隋书·礼仪志》载：“《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旃，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吴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这里的议论也是以<周礼>为典范，认为南朝至隋的迎气礼仪是合乎先贤的礼制规定的。

但是梁、陈至隋的迎气礼仪与东汉相比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规模已经大了许多。此期的迎气礼不仅要用牺牲，有皇帝始祖配祀，而且以三辰七宿从祀。在北齐时期，祭祀用的玉帛和牺牲还强调要各以方色。<隋书·礼仪志>载：“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所祀天地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

其玉帛牺牲各以方色。其仪与南郊同。”那么，可以推定，迎春所用的玉帛和牺牲要用青色。

隋朝承袭了后齐的迎气礼仪，并且严格按照五行数字“八七五九六”的规则建坛迎气。迎春祭祀所用的牺牲均为青色。

青帝、伏羲、始祖和勾芒各用牛犊，而从祀的星辰用猪和羊。（隋书·礼仪志>载：“隋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

宫八里。高八尺。……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其牲以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仪同南郊。”迎气礼自从在东汉产生之后，基本上没有中断，正如归崇敬在贞元十五年（799）讨论郊祀天地的问题时所说：“立春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唐代前期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对礼仪制度也非常重视。从太宗到玄宗约一百年间，先后制定了<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在<贞观礼>中增补了“周隋所缺”的“四孟月读时令”等多种礼仪。而迎气之礼，在唐初就每年举行，《旧唐书·礼仪志>载：“武德贞观之制，神祗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在唐代礼制中，强调了大、中、小祀的级别，而迎气礼属于大祀的一种。《旧唐书·礼仪志>载：“吴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及宗庙为大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这里的祭祀五方帝就是指迎气礼，迎春是立春举行的迎气礼。

<开元礼>中的立春迎气分为<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和<立春祀青帝于东郊有司摄事>两种情形。前者由皇帝亲自参加迎春并祭祀青帝，后者由太尉代皇帝执行。二者的陈设和祭祀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以皇帝立春祀青帝为例略作叙述。

皇帝迎春的场面相当浩大。前祀七日，皇帝和官员就要斋戒，散祭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三日，要预先为皇帝、文武侍臣、侍官及从侍官、诸州使和蕃客等设置座次。前祀二日，太乐令设置乐器，郊社

令积柴于燎坛。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和公卿位以及祀官和从祀群官位。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设青帝灵威仰神座于坛上北方，设帝太吴氏神座于东方，设岁星、三辰之座于坛之东北，七宿之座于坛之西北，设句芒氏之座于坛之东南。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供上祭品。未明二刻，奉礼率赞者人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等就位。皇帝驾到之后，文武五品以上从祀官各就其位。皇帝服大裘而冕。太常卿引皇帝诣青帝神座前。皇帝奠爵之后，太祝持版跪读祝文。然后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神座前，同样皇帝奠爵之后，太祝跪读祝文。岁星三辰、勾芒和七宿都由大臣献祀。《开元礼》对于迎春礼非常重视，礼仪的程序犹如圆丘祭天礼，青帝的祀级也犹如昊天上帝。在迎春礼中，对青帝的祝辞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而对太吴氏则称“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一般来说，只有对吴天上帝，皇帝才称臣，例如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祀泰山时玉牒辞日：“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吴天上帝”。贺知章等奏日：“吴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皇帝“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尽管如此，<开元礼>中皇帝对青帝依然称“嗣天子臣”，说明了开元时期对五方帝和迎气礼的重视。

《开元礼>中的迎春礼仪只是礼制上的规定，实际的执行不一定如此繁缛，但是开元皇帝确实曾遵循礼制的规定进行了迎春。《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后，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开

元二十六年（738），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泸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帝坛之北。

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僚拜贺称庆”。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玄宗迎春的实际情况，其场面及祭祀对象与《开元礼>是一致的。从开元二十五年制来看，皇帝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应该是始于玄宗。

唐代是迎气礼仪的鼎盛时代，尤其是立春迎气更是恢宏盛大。对此不仅史书有所记载，而且文学作品也不乏描述。王起《东郊迎春赋>的副标题即注明“以立春之日备礼东郊为韵”。此赋形象地描述了皇帝立春迎气的目的、过程及浩大场面：“我皇则铜浑而有伦，应木德之惟新，展东郊之盛礼，出左个而迎春。

所以先庚有秩，旧典攸遵，将钦承上帝而敬授于下人者也。于是法驾铿锵，严城翕习。见太史之先谒，知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彩杖以骏奔；文物声名，拥彩华而鳞集。莫不听王漏而雷动，赴灵坛而岳立。于是辟重门，遵九逵，服苍玉，载青旗。草木之萌必因兹而动矣，原野之蛰亦自此而启之。展圣容之穆穆，引天步之迟迟。有翼有严，不徐不疾。百辟陪乘，千官扈跸。遵皇衢而却转，度青门而迥出。八銮振响，随解冻之和风；五辂腾辉，映丽天之迟日。东郊之中，肃穆会同，俎豆莘莘而骇目，衣冠楚楚而鞠躬。……和气煦煦，盛容济济，必苍龙之整驾，当青鸟之司启，握金镜而明王道，调玉烛而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