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要靠“在地化”
把农民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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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亦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1、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推进农民市民化可以加快推进城镇化,从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英国农民只有3%,美国是6%,日本是16%,韩国是20%。
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看,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
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还任重道远。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规律,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未来农村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增长。
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8亿增加到8.5亿,净增加2.7亿,每年平均增加2200万左右。
英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开始得最早、流动规模最大、农村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国家。
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早超过农业人口的国家,城市人口比例达到51%;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20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5%。
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生产开始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制逐渐排挤了手工工厂和家庭作坊,蒸汽机成了万能的动力机,工业摆脱了对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的依赖,分散的乡村工业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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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摘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
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
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
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关键词:城镇化;集中化;非农化;农民市民化一、问题的提出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的同时完成了农民职业和身份的市民转换,而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不均衡,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城市化。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市民转化:一是城市郊区农民因失地而被政府强制市民化。
二是农民通过到城市打工的渠道转化为市民。
进入21世纪,我国每年都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2009年达到1.4亿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转化为市民或将转化为市民。
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的职业与身份相分离,普遍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职业。
尽管各地城市政府采取各式各样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也已基本享有与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但他们与真正的市民还相差甚远,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
我国农村有9亿人口,城市化需要转移5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这相当于两倍的美国人口,比欧共体25个成员国的4.55亿人口还要多。
如此庞大的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仅靠以上两条途径由城市吸纳农民肯定是不够的,农民市民化需要更有效的转移路径。
农民市民化和农地地使用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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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和农地地使用权流转【摘要】根据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展状况,继续推进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关键。
在保证不改变农用土地产权和用途的前提下,搞活农村农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民的土地收益货币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对释放农村劳动力,更推动农民市民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流转一、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许多的障碍,包括农民本身的观念、心理、素质等方面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对于进城后的农村的土地的安置、城市住房着落、城市社会保障配备的担忧。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本身的观念在发生改变,心理上也在接受城市生活,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扩招,都在提高着农民的综合素质,因此,对于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这方面的障碍越发突出。
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着由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和土地开发商之间的二级市场。
根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表明,土地制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低价征用土地的权力。
因此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级市场中,政府处于垄断政府的地位。
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出于自身边际成本最低的考虑,利用征用土地的权利,大量征用土地,而补偿规模与征地规模却不对应。
因此在土地流转的一级市场中,拥有土地的农户并不能从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中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失地农户并不能从土地流转中获得收益。
如果这些未能获得补偿的农户进城,那么他们也无法解决住房、购买社保等,这些障碍便影响了农民的市民化。
再者,农户的土地被征用后,大部转为非农业,如建设用地等,而补上的农用耕地,往往是较为贫瘠的。
这样虽然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农业的生产将大不如前。
而且,由农户自行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生产水平较低,并不能满足农户的生活所需,所以也出现了许多耕地荒废弃置的现象。
农民转而选择进城务工,但这些白手进城的农民工并不能解决住房、购买社保。
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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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与实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力。
然而,农民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其市民化进程相对滞后,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难度也比较大。
因此,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成为了当前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是“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中居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构变化。
以往城市中主要是以本地居民为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年轻的、具有一定技能的传统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农民工市民化的要义就在于解决这些劳动力的社会治理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歧视现象严重。
农民工多数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其文化层次和语言交流能力相对较低。
加之一些媒体的污名化报道和城市居民的歧视态度,农民工在城市中常常感受到冷漠和不公。
2.法律保护不到位。
由于少数农民工涉及到了建筑、制造业等高风险的行业从业,低技能劳动与最低劳动保障齐头并进的现象比较普遍。
导致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环境很差,农民工的薪酬待遇也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3.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力度,但由于各地的财政状况和政策部署不尽一致,导致在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方面仍面临很多实际困境。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推动,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工本人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和产业链,才能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1.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应该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更加完善的行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城乡规划上拓宽了农村之间的桥梁。
2.企业稳定雇佣机制。
企业要尽可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建立稳定的雇佣机制,优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此外,还要加强与农村地区的对接,将其转化为城市中的半城市化人口。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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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1)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市化非农化一、问题的提出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
其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把农民从对土地的单一性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
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世界级大都市,进入21世纪以后,在城市化发展上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今后上海“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
然而,就在上海郊区许多地方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却是困扰上海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异,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中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
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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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及政策建议作者:沈水生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9年第7期沈水生[摘要] 老一代农民工中大多数陆续在临近退休年龄时返乡,小部分经商的高收入者在城镇定居;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在城镇定居;新增农业人口中绝大多数以普通高校和中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身份转移就业、定居城镇,这就是未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劳动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中图分类号] D63[文献标识码] A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的目标都是努力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进而转型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会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阶段。
在此期间,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即初始的农业社会里占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逐渐由务农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逐渐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剩下的少数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更多的土地资源,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据研究,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降低到10% 以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降低到10% 以下,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30% 以下。
目前,最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不到5%,农村居民占比不到20%。
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是努力实现现代化,在此进程中也必然遵循农业人口转移的客观规律,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在2035 到来之以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可能以何种路径实现、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予以推进,本文拟对此进行预测性和规范性研究。
一、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必须解决好转移就业、城镇定居、市民权益等三大问题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到城镇稳定就业、固定居住,并且平等享有市民权益。
首先,农业劳动力或新生的潜在农业劳动力,由务农或即将务农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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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魏 婷 时 匡 摘 要:城乡居民之间的融合是当前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居民融合不仅包括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包括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乡互动中逐渐发展的,推进农民市民化是提升农民群众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交流的有效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受历史、政治、社会、个体等因素的影响,面临诸多困境,为此应从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入手,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民素质,为农民市民化寻找合适的出路。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存在困境;现实出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展城镇公共服务全覆盖,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农民市民化需要与时代发展同步,让更多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现阶段农民市民化还面临很多制度性、深层次性的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推进农民积极的市民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时代背景及基本要义城乡一体化是国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需要经历的必然过程,实现农民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城乡一体化思想早在上世纪就已经被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城乡一体化逐渐成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仅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也实现了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革新,同时也需要在政策措施上加以完善;不仅要调整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同时还要做好产业布局和利益分配,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当前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农民市民化内涵进行了界定,部分学者指出农民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是传统农民身份地位、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全方面的转变,农民市民化不仅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创新,也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市民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简单的转化,同时还需要为农民在城市创造一定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城市也能够为自己创造自己的一片天空。
专家指出农民市民化需要“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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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农民市民化需要“三向”
来源:学习时报
“三农”问题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设置,理应以瓦解和破除二元制度为根本,绝不能以保护和助长二元制度为目标。
因此,新制度的建立须摒弃二元思维的旧定式,树立三向思维的新理念。
所谓三向思维,就是“向左进城、向右入镇、向上提升”。
一、向左进城,即让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成为市民。
户籍制度确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
有研究表明,户籍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最大凭据,计划经济时代附着在市民户口本上的特权有67种,已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一遇经济不景气或政府治理整顿,可能就会成为无条件清退的对象,苦涩地回归农村将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历史宿命。
二、向右入镇,即让绝大多数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
三、向上提升,即打通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
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开放、公正、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
现阶段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只是完成了横向的水平位移,远没有实现纵向的垂直流动。
国内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及策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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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及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逐步成为了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农民工市民化亦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一、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历程与意义1.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与发展,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随之展开,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缓慢开始阶段(1978-199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迅速推进,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
据资料统计,仅1983-1988年期间,就有6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1]。
这一时期,农民工以就地转移为主,乡镇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
第二个阶段:迅速发展阶段(1992-2000)。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采取多方面措施对农村劳动力加以合理引导和调控,并提倡就地就近和小城镇间流动。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
据资料显示,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
[2]这一时期,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放开,以跨地区流动为主,出现了大量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现象,农民工流动范围扩大,跨省流动比重大幅上升,城市二、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
第三个阶段:稳步深入阶段(2001-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增收困难等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
工作心得: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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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心得: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市民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北部新城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生产活动,进城创业务工,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市民转化。
如何真正实现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市民化”,我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始终坚持以就业为根本,多措并举,取得了良好实效。
一、基本情况我区“农民市民化”的途径有四种:一是通过进入企业就地转移变为市民;二是通过进城务工变为市民;三是通过进城创业变为市民;四是通过土地征用变为市民。
近两年来,我区已新增农转非人员5000余人,其中适龄人员为3500余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调节、自主择业”,已实现创业就业2200余人,就业率达69.6%。
二、工作难点“农民市民化”面临一系列困难。
主要有:(一)农民的技能提升难。
农民能否变市民,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
我区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进城后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淘汰率较高。
(二)农民的观念转变难。
农民有很强的恋土情结,依然把土地看做最后的庇护地,由于变换身份户籍后土地将被收回,导致很多人不愿失去土地,不愿从农民变为市民。
(三)农民的社会保障难。
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还存在严重滞后,农民变市民后的就业、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还存在城乡不平等的问题,导致农民心有顾虑,对农民变市民的推动是一个严重性的阻碍。
三、主要举措稳定的就业,是“农民市民化”的根本。
只有解决了农民在城市中的稳定就业,才是做好“农民市民化”的关键。
(一)大力发展产业吸纳就业近两年来,我区建立了招商项目扶持政策与解决就业相挂钩的促进机制,通过加快发展大商贸、大市场、大物流、大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壮大拓展了辖区的就业容量;通过推进工业集中区规划建设,小城镇建设规划,配套规划建设了产业工人生活小区、职工食堂、安置小区等,促进了农民工就近从事配套服务以实现就业;通过稳步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观光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吸附农民工实现就地创业就业。
谈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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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协同发展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一、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一)农民市民化要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相适应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大多把城镇化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点。
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不是单向的城市化,即单纯地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是双向城市化,即一方面促使部分农村人口通过多种方式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加强农村建设,使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达到城市水平,实现城乡的融合,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分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农村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多年以来,就中国国情看,占全国人口70%多的农民,通过大量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农民市民化,这是不现实的。
由于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给流入地带来了人口过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弊端,已越来越让现有的城市无法接受。
一些现象都表明:城市化不能作为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舞台,因此,我国农民市民化必须通过实施城乡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和使用等方面的差距。
二、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一)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1、推进户籍改革,消除农民市民化的体制障碍。
首先要打破挂在户籍名义下的种种权利壁垒,取消隐藏于其背后的权利资源分配体系,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民主政治权利和待遇。
其次是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管理模式,实施以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最终实现城乡人口一体化管理。
2、创新土地制度,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增强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促进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出售长期经营权,使土地规模经营得以实现,推进经营效益。
为了防止农民将卖地的收入在短期内用光,各方都应为失地农民的未来生活和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应共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把一部分土地收入拿出来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础账户,并纳入地方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统一管理,为失地农民建立应有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浅谈农民市民化的四个步骤(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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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民市民化的四个步骤今年以来,关于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讨论成为热点。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更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身份、角色、生产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就被称为农民市民化。
没有这种市民化的转型,仅仅是“人口”向城镇的集聚,带来的就将是低质量的城镇化。
因此,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核心在于实现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转型。
笔者在调研中深切体会到,促进农民的市民化,需要通过四个步骤解决四个问题。
步骤一:如何获得市民身份获得市民身份,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
自1958年以来,我国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标准进行户籍登记和管理,不同的户籍身份分别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以前,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较小,对于什么是农民、市民这个问题,以户籍划分容易取得共识。
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人口的流动性明显加快。
2012年,约有2.6亿农村人口在城市生产和生活,但因为户籍限制而不具有市民身份。
这一庞大的人群促发对传统的户籍制度进行必要的、必需的改革。
基本的建议是:实行以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把常住人口统一纳入经常居住地进行登记、管理和服务,凡被纳入这个登记、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就应该享有市民身份。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实现了对城市流入人口的市民化登记、管理和服务,又不直接触动既有的农业户籍管理体系。
步骤二:如何协调相关权益农民在身份上变成市民了,需不需要剥离原来基于农民身份所享有的权益,这实际上是基于不同身份权益的协调问题。
首先,农村土地及其附着物这一农民最重要的权益如何协调?一方面,如果简单地宣告转为市民的农民不再享有农村土地权利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农村土地还不具备完全的交易、入股、抵押功能,这成为有进城条件和进城意愿的农民实现市民化的严重阻碍。
基于此,必须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集体林权、村集体资产等,实现从“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的转变,将农民的权益量化,并可交易,只有如此才能将农民从土地的利益链条中解放出来,同时又确保其进入城市后拥有基本的发展资本。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政策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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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政策及思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村劳动力流失到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
在中国,这一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以下是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政策及思考的探讨。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1.规模庞大: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已经达到数亿人之多。
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劳动力,他们通过进入城市工作、务工、经商等途径实现了市民化。
2.居住状况较差:由于城市房价高企,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区,住房条件较差。
很多农业转移人口生活在简陋的出租房、集体宿舍等地方,没有稳定的居住权益。
3.社会保障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
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给农业转移人口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1.解决户籍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问题,包括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落户条件、推行户籍制度等。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保障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合法居住和就业。
2.提供社会保障:政府也逐渐增加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包括国家医保、养老保险等。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补贴政策,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
3.促进教育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义务教育、减免学费、提供就近入学等,以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考1.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乡结构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农民外出务工的需求。
2.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待遇:政府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提高他们的待遇。
同时,要加大对边缘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
农村管理城市农民市民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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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管理城市农民市民化方案农村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既关乎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如何成功融入城市,成为具有城市市民权益和意识的市民,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本文将探讨农村管理城市农民市民化的方案,以提供相关决策者和社会各界思考参考。
一、完善城乡规划农村管理城市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是完善城乡规划。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可以使农村与城市有机结合,实现资源和人口的合理配置。
这需要农村和城市规划部门充分沟通,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化的有序推进。
二、加强教育培训教育是提升农村居民素质的关键。
为了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
同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设施,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
三、改善基础设施城市化进程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是关键一环。
农村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道路、供水、供电等方面的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同时,应加强农村网络建设,提供便捷的网络服务,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管理部门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农民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改善。
这不仅是保障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举措。
同时,应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市民化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条件。
五、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企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够增加农民市民化的动力。
六、加强文化建设农村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引导和扶持,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农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让农民融入城市还是就地市民化_徐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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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2011年/1月/13日/第010版言路让农民融入城市还是就地市民化徐光木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
可以预见,未来5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上楼”,将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一。
可调查显示,不少农民虽然已定居城市,但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要真正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算“半个城里人”。
(1月10日《人民日报》)多少年来,“上楼”一直都是农民的最大愿望之一,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成功“上楼”的农民却只算得上“半个城里人”,不得不说,这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半拉子工程”,是城镇化建设不彻底、服务进城农民不到位的具体表现,因而是不合时宜的。
可是,如果让这些“半拉子工程”一步到位呢?普遍认为,要想尽快实现城镇化目标,让进城农民真正市民化,就必须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让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
此言不假,问题只是,在“城市病”泛滥成灾,在各大中城市“垃圾围城”情势无以复加的大背景下,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其实已经具备了别样的意义:城镇化往往不意味着大规模的农民地理上的进城,更意味着农民待遇上的“进城”,即农民享受市民待遇,让农民就地实现向“市民化”的飞跃。
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病”的治本之策。
发展经济学核心观点认为,在全球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城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球意义上的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权利概念和环境概念。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形势下的城镇化已经不能简单地和农民进城画上等号。
这是因为,城市的无序扩张已经给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造成了极大挑战,城镇化应该和统筹城乡发展结合起来进行。
相关统计也表明,在全世界人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中,接近80%位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不是要现有城市的盲目扩大,而是做到市民权利的逐步“让渡”,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更大程度上、平等地普惠于广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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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要靠“在地化”
总结以往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转化过程,学界一般多强调地域迁徙、职业转变、户籍身份变更等领域的变动。
毫无疑问,肇始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当代中国城镇化以及由此发轫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亦应大体经历上述转变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新时期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必定要面临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制约,其情况更为复杂。
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首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
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
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
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在地化,应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社会关联的建立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
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虽然近
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落,这一方面是因为,外来人口基本上没有实现在地化,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具有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联系。
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
对此,我们需要持一种“渐进策略”,注意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
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就业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
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
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
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
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
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
只有将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纳入到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社区感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
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所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入门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入城就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了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
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
”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占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
在此情形下的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总之,从在地化的视角切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社会,由“城
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
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之上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