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伯家的苔丝》与《珍妮姑娘》的悲剧内涵

《德伯家的苔丝》与《珍妮姑娘》的悲剧内涵摘要：《德伯家的苔丝》与《珍妮姑娘》是两部从标题到题材、结构、故事情节都有相似之处的作品，悲剧性是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探讨、比较两部作品悲剧显性主题下的不同隐性内涵，能更好地认识两位作家的特点。

关键词：悲剧；社会；男女关系；基督教；道德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后期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威塞克斯的悲剧小说闻名于世，甚至被誉为“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1］。1891年，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问世，这部作品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也使哈代对悲剧小说的演绎达到了极致，《苔丝》堪称哈代最优秀的代表作，其作品的悲剧意识也是评论研究中一直被关注的焦点。西奥多·德莱塞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中第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珍妮姑娘》是德莱塞的一部重要作品,曾得到了批评家门肯的热情赞扬:“不要担心《珍妮姑娘》。它是一部上乘之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棒的小说。”［2］它讲述了19世纪末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一个善良的女子珍妮的悲惨生活。该书自191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评论界对于珍妮姑娘的悲剧根源做出了大量的阐释。悲剧性是评论家们解读两部作品的共同趋向。而且有意思的是，两部作品从标题到题材、结构、故事情节都有相似之处，比较、关注两个伟大作家在两部巨著中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探讨其悲剧显性主题下的不同隐性内涵，或许能更好地认

识两位作家的特点。

一

两部作品分别以美丽、善良的乡下姑娘苔丝和珍妮为主人公，以她们的情感、婚姻为主线来构造故事情节，而看似个人情感挫折、婚姻不幸的小家庭悲剧背后却折射出巨大的社会环境和残酷现实。哈代通过苔丝这个聪慧、端庄的美丽姑娘的悲剧遭遇,以美好性格和高尚情操最终被污秽残忍的社会现实毁灭这一不可调和的悲剧冲突为基本主题,反映了“维多利亚盛世”的英国现实：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新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这也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妇女的贞洁、温柔、美貌、自我牺牲与顺从等所谓的女性气质仍被推崇备至，社会充满矛盾和动荡不安，维多利亚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此时，资本主义不仅在都市长足发展，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经营方式在农村也开始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家长制统治下的英国农村一步步趋向崩溃，造成个体农民的破产，走向贫困。苔丝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而后又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压迫和凌辱。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起来自卫的时候，“‘典型’明证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3］苔丝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祭坛上的祭品，资产阶级法律的不仁道和虚伪是苔丝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哈代曾说:“由必然性所决定的应有的悲剧,是最好的,更简单地说,是最高的悲剧。”［4］在哈代眼里，苔丝的悲剧与其说是命运悲剧，不如说是时

代的、社会的悲剧。哈代用史诗般的哀婉的文字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封建宗法文明的冲突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及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对人类历史、人类生存状况，尤其是女性生存状态作出了深邃的反思，悲剧意识中饱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及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

西奥多·德莱塞写作时，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了工业时代并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城市迅猛发展，《珍妮姑娘》就是以城市为背景展开的。这时，美国的大中城市泛滥着极端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社会对金钱顶礼膜拜，消费观超前盛行，所有这些就象一张无形的网，困住了珍妮对幸福的憧憬和追求。德莱塞通过珍妮姑娘的个人遭遇，同样揭示了黑暗的美国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但他更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决定作用，强调环境决定人物，决定人性善恶，决定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人在客观社会现实中的软弱无力。珍妮的悲剧命运就是对环境妥协的结果。每当她面临重大决定时，她所处的环境都会促使她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因为家境贫寒，珍妮被迫来到宾馆做些零活帮助养家，从而结识了参议员白兰德。当珍妮的哥哥巴斯锒铛入狱时，慷慨的参议员欣然帮忙，珍妮决定以身相报。白兰德突然死亡，珍妮美好生活的梦想破灭了。为了生计，她来到一个富庶人家当女仆，遇见了富商莱斯特并与他相恋。当珍妮终于过上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时，环境再一次抢走了她的幸福：她了解到莱斯特如继续和她呆在一起将失去应得的家产时，主动提出分手。珍妮作为生活在美

国大城市里的小人物，遭受着城市从物质、精神以及社会层面的影响，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戕害,坎坷的命运与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城市和社会环境的牺牲品。正如莱斯特对珍妮所说:“我们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被人利用的。我们就像棋子一样被我们所不能控制的环境所制约。”［5］在德莱塞看来，人并不能真正掌握其命运，而常常为环境、自然和社会中的神秘力量所驱使、所左右，所以其悲剧意识蕴含着更多的自然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

二

在哈代和德莱塞以女性为主角的悲剧作品里，男性是他们绕不开的人物，两部作品都设置了两组相似的男女关系模式。《德伯家的苔丝》的故事由苔丝、亚雷和苔丝、克莱尔两组关系构成，而《珍妮姑娘》的故事由珍妮、白兰德和珍妮、莱斯特两组关系构成。男女关系的设置里体现出两位作家悲剧性质的不同内涵。

男人亚雷和克莱尔代表了把苔丝推向深渊的两种不同的客观社会势力，他们直接地共同造成了苔丝的命运悲剧。在亚雷心里，苔丝只是他的玩物而已，他时常威胁苔丝：“你记住了，我的夫人，你从前没逃出我的手心去，你这回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去。”［6］苔丝被亚雷侮辱后，亚雷并没有受到道德的严厉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充其量被人们称为花花公子；而单纯无助的苔丝却成为人们屡次嘲讽的对象，苔丝自己心中也充满了罪恶感和自卑感。新婚之夜，苔丝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丈夫克莱尔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资产阶级的体面和旧

的道德，表现出虚伪、无情和冷酷。他认为苔丝好像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配不上他所谓“纯洁”的爱。在哈代的悲剧意识里，意味着女人之所以不幸，是因为女性这样一个身份。在他看来，女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存在的称谓,而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指向,所以，在男权秩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确立必然要通过不断内化男权秩序的各种规训来完成。男性打着保护女性的旗帜使自身处于更强有力的位置上，并宣扬女性更适合于家庭角色，更应该忠诚于丈夫。苔丝在超我的支配下，最终操起了屠刀，可这把双刃刀不仅伤害了敌人，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在哈代的悲剧里，女性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而消灭自认为给自己带来不幸的男人显然又是不可取的。正如法国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说：“解放妇女，就是拒绝把她禁锢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而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她既为自己而存在，同时也仍然为他而存在：双方都承认对方为主体，而同时相对于对方又都是别人。”［7］在哈代看来，突破这种性别模式局限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

19世纪，伴随美国工业化进程，男性施展才能的领域得到了扩展，而妇女的活动领域却变得狭小起来，家庭成为女性的牢笼。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理想的女性应该是“忠诚、纯洁、顺从、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8］,并把这样的女性称为“家庭天使”。这种家庭观念把女性的身份狭窄地界定在女性个体与父权制家庭的关联之中，即女性只能在同男性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德莱塞正是在这样的男女观的指导下来创作《珍妮姑娘》的。相比于苔丝与两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