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主要方式_中苏易货借款_孙月华

第30卷第4期2008年7月
泰山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TA I SHAN UN I V ERSI TY
Vo.l 30 NO .4J u l 1 2008
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主要方式
)))中苏易货借款
孙月华
(泰山学院历史系,山东泰安 271021)
[摘 要] 中苏易货借款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方式。

依靠这种传统的易货贸易方式,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加强了自己的作战实力。

苏联也实现了把日本困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标,同时解决了战备物资缺乏的困难。

中苏之间的易货借款是以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采取的策略方针,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

[关键词] 抗战;国民政府;苏联;易货借款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08)04-0065-05
[收稿日期]2008-03-12
[作者简介]孙月华(1962-),女,山东青州人,泰山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一、中苏易货借款及使用概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扩大,中国的抗战变得异常的艰苦,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武器装备尤其落后。

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的军火,但是由于财政困难,外汇紧缺,中国无法采取正常的现金支付的方式从国外购买军火,只得用传统的出口物资作价偿还各国的援华贷款。

抗战时期第一个以易货方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军援的国家是苏联。

在中国抗战期间,中苏易货借款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中苏易货借款协定是1938年3月1日签署,借款总额5000万美金,年息3厘。

1938年10月31日起开始还本付息,5年内还清,每年还本同等数目1000万元,同时付清已使用借款的利息,所借款额均用于购买苏联生产的工业品和设备,并以中国运售的农矿产品作价抵偿。

此项借款于1940年底全部用完,1943年3月1日全部还清。

第二次中苏易货贷款是1938年7月,由双方的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署,共借了5000万美元,
年息3厘,1938年7月1日起计息,期限5年,1940年7月1日起开始还本,1945年6月还清。

年还本1000万美金,同时偿还已使用借款的利息,偿还办法仍以中国向苏联出口的农产品售价偿还。

该借款1940年底用完,1945年7月1日还清。

第三次中苏易货借款是1939年6月13日成立,共借15000万美元,1939年7月计息,1942年7月1日开始还本,每年还本1500万美元,并付清到期利息,分10年还清。

此项借款成立之时,世界局势突变,德国入侵波兰,5苏日中立条约6签订,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工业品发运迟缓,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终止履约。

这三次易货借款,共计25000万美元,第一次和第二次易货借款,苏方均全额供货,中方也全额动支,第三次易货借款合同额为15000万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方交货7317万5089美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停止交货。

因此三次中苏易货借款中国实际动用款额为17317万8509美元。

这三次借款分9批使用,全部用于向苏联采购军用器材。

第一批用于采购各式飞机及飞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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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第二批主要是各种枪炮及炮弹;第三批为各种飞机及飞机零件;第四批为各式飞机、飞机零件、弹药及汽车;第七批为各式飞机、飞机零件设备及各式载重汽车;第八批为各种炮兵器材、航空设备器材、炸弹、液体燃料、润滑油及汽车器材;第九批为伊宁学校所需各式飞机及器材、航空修理设备、飞机用弹药、轰炸机零件及润滑油。

其中第五、第六两批详单不明。

[1]中国支付的农副产品以矿产品为主,主要包括钨沙、锑、锡、汞、水银、铅等战略物资。

不足部分由农产品补齐,包括生丝、茶叶、黑猪鬃、水牛皮、黄牛皮、羔皮、羊毛、桐油、驼毛等。

可见,中苏易货借款是易货性质,苏联不以现金支付国民政府,而是以其生产的工业品、设备和军需品提供给中国,中国政府也不以现金偿还,而是按各年应支付的本、息数向苏联交付所指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

在三次中苏易货借款合同的附件中都开列了苏联所需的农矿产品共14种。

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的贷款,无不以中国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或以关税、盐水税担保,但中苏易货基本上属于信用借款,其中在第三次借款合同中,直接说明是信用借款。

信用借款,不用提供担保品,仅是指定由中国运售农矿产品的售价做抵押。

而且在中苏议会借款条件也比较优惠,利率较低且以实际动用额计算利息。

苏联这三次易货借款的利息均为3厘。

中国历代政府所借外债大多有折扣或经理费,列宁在评价中俄公债时说:/在出借外债时,借债的国家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90%,其余的10%都被银行或中介人拿走了。

0[2]而中苏易货借款都按实际借款额度划拨,没有折扣和经理费。

更为主要的是它没有附加损害国家主权的政治经济条件,运用也比较自由。

二、中国实施易货借款的原因及作用
中苏易货借款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形势下产生的。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军工生产更是落后,这使得我国的武器装备不仅质量差,而且严重供应不足,中国的武器装备历来依靠进口。

在战争这样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和紧迫,以1935年国民政府的军队编制和装备来看,轻武器的半数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内军工企业甚至不能生产用于封锁长江口的水雷及江防要塞大炮所需的12-15厘米的炮弹。

据德国当时驻华顾问的估计,1935年国内所有步枪子弹的库存有1000万发,正在生产的有2000万发,向国外定购的有3000万发,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仅是10个4团建制新式师每月需求的2/3,各部队所存储的子弹大概只可供一个半月的需要。

尽管国民政府也加大国内加工生产的力度,但这毕竟不是短期内能够见效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更加迫切。

要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只有从国外进口这一条路可走。

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就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为后盾。

但是随着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被迫进入全民抗战的时期,国民党在战场上经过了一系列大的战役后,兵员和武器装备都遭到重大损失。

要继续战争,就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由1940年的250万人增至1941年的450万。

[3](P239)军队人数的激增,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1937年军费开支是13.8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6.4%,到1940年军费开支增至39.12亿元。

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必须有充足的财力来源,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90%来自东南沿海的关、盐、统三税,但是由于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本继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占领了江浙、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中国当时最为富庶和发达的地区。

随着这些地区落入日本之手,国统区的面积在一天天缩小,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枯竭。

加之日本对占领区的疯狂掠夺, /三光0政策,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衰退,国民政府的税收丧失殆尽。

1936年国民政府的税收额是8.89亿元,[4]到1937年锐减到4.36亿元。

[5]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使国民政府无法用现金从外国购买所需的武器弹药,在当时能够采取的形式只能是易货借款,而战时国民政府实行的/特矿统制0政策就为易货借款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钨、锑、锡等特种矿产品蕴藏十分丰富的国家,特别是钨和锑。

1913-1937年间,中国的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7%,居世界第一。

1908-1938年间,中国的锑产量占世界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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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61.73%,占世界首位。

但中国自身的工业非常落后,军工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对特种矿产品的需求很少,因此,特种矿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了战时经济统制, 1938年10月,公布了5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6,把钨、锑、锡、汞等14种金属及其制成品都列入国家统制管理的范围,规定:/钨、锑、锡、汞各矿产品的收购运销之管理由资源委员会执行。

0资源委员会对特矿的统制,使国民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特种矿产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易货贸易,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机器设备。

因此易货借款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得外援的惟一可行的方式。

为了满足易货、偿债的需求,把特矿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权从私人和地方军政当局的手中,集中到国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为进口武器装备、获得国外贷款提供有力的物资保障。

当时国内普遍盛行的/国防第一0的观点为国民政府举借外债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马寅初、方显庭、吴景超等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代表,认为,当今是中国抗战的紧要关头,需大量利用外资以争取抗战的胜利。

而且外债使用上应以国防为主,以国防高于一切的原则,定事业之缓急先后。

他们还从世界政治形势和列强的利益分析得出结论,即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仅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而且与世界和平的前途密切相关,各国势必会从财力物力援助中国。

[3](P332)这些理论不仅分析了中国举借外债的必要性,也说明了它实施的可能性。

这为国民政府的易货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作了舆论准备。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德国,但随着法西斯国家在侵略战争中的接近,德国对中国的支援到1938年结束,中国迫切需要新的盟友支持日益扩大的战争。

中国的北邻苏联成为中国争取外援的主要对象。

苏联是惟一和中国、日本都是近邻的大国,对于苏联来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因此,在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5中苏互不侵犯条约6。

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

5中苏互不侵犯条约6签订后,苏联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援助中国。

特别是对于中方援助军火的要求,苏联迅速作出反应。

苏方对于中国/所需各物只要与本身备战无害,愿极力帮助0,[3](P239)且尽量一次给与,开价极低,尽管战时第一次易货借款直到1938年3月才正式签订合同,但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枝弹药,总值为48557万4436美元。

仅此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不仅如此,苏联向中国出售的军火大大低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

据5顾维钧回忆录6记载,立法院院长孙科1939年第二次访问苏联归来后,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的贷款,按国际价格,这相当于4亿卢布。

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的价格折算成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中苏易货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1562架,飞机炸弹43451颗又15000吨,坦克164辆,各式车辆1337辆,各类火炮1850门,炮弹279.9868万发,轻重机关枪20320挺,机枪弹26624.496万发,步枪10万枝,步枪子弹27484.212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

[6]这些武器装备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在台儿庄战役和昆仑关战役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支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约有作战飞机300架。

当年8月中旬淞沪抗战开始后,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进行了殊死战斗,至11月底中国空军仅存作战飞机30架左右,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在国民政府发出紧急求援后,苏联政府迅速从苏联空军中调拨出飞机交中国使用。

第一批飞机于10月22日飞抵中国,随同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是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共计254人。

与此同时苏联一方面派出空军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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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日空战和轰炸,另一方面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

12月初,在南京保卫战关键时刻,苏联空军志愿队投入战斗。

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上海、南京、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执行空中作战任务。

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最艰苦的时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苏联易货援华的战略目的
中苏易货借款无论对中国或苏联都是有利的,是双赢的典型。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一直寄希望于西方盟友国家的调解、援助和对日制裁,但是西方列强/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给中国以实力援助0。

[7]使得国民政府对它的西方盟友感到了失望和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把苏联参战与否看成是中国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因素。

在蒋介石看来,对苏外交的最大成果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即使不能促使苏联参战,也要最大限度的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

30年代,苏联同样面临着日本侵略的威胁,在日本军部内部北进进攻苏联的舆论和计划一直存在着,日本侵华也是侵苏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 1937年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参谋本部进言,先打垮南京政府,以便消除进攻苏联的后顾之忧。

因此中国战场打得如何,直接关系日本到何时或能否对苏联发动战争的问题。

对此斯大林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能够对日军北进进攻苏联起到制约作用的就是中国战场,能够使苏联免于战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日本牢牢的困在中国战场上,只要日本的陆军主力被拖在中国战场,那他就难以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德国人曾为此对日本发出警告/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必将对苏联有利0。

[8]避免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就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因此苏联的援华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中国具有足够的作战实力,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国民党政府一向信任的盟友美国这时对中日之间的战争作壁上观,继续推行其中立政策,特别是从1937年执行的/现购自运0原则,实际上使中国失去了来自美国的援助,因为中国既没有足够的现金也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从美国获得援助。

中国的另一个盟友英国,仍在推行其绥靖政策,而且面对着来自其近邻德国的威胁而自身难保,他们既无力也无意对中国的抗战实行援助。

没有了外援的落后的中国是无力抗击日本的侵略的。

因此援助中国,拖住日本,使它无力北进进攻苏联,就成为苏联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要求,苏联都尽一切可能给予满足。

早在1937年3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前,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

1939年6月,苏联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并在苏联境内为中国训练飞行员和坦克兵。

[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中苏之间的易货借款。

中苏易货贷款,不仅加强了中国的战争实力,而且也大大加强了苏联的工业能力,为其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战略资源。

通过易货方式,苏联把本国的工业产品输往中国,不仅刺激了本国的生产和贸易,而且中国交付用以抵债的农矿产品都是苏联国内急需的,这使得苏联能够以较便宜的价格获得这些产品的充分供应,弥补了工农生产的不足。

在这三次易货借款中,主要是以紧缺的特矿作为抵偿,特种矿产对苏联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苏联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对于军工企业所需的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却深感缺乏,中苏易货借款中中国所支付的特矿恰恰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中国与苏联的易货借款中,中国支付的货物中,一半以上为矿产品特别是稀有矿产品,钨、锑、锡、汞、铋、钼等,这些矿产品在军事工业上用途也十分广泛。

如,钨钢、工具钢即高速钢就是在普通钢内加入钨练成,这种高速钢能耐高温磨擦,可抵御剧烈的冲击,是制造坦克的车身、飞机的引擎、军舰的甲板和枪炮的管子的主要原料。

因此在三次易货借款中国支付的特矿产品中钨砂占有极大的比重。

再如用来制造榴散弹必须的铅,就必须在铅丸中加入锑,以增加铅丸的硬度。

罐头食品是军队不可或缺的食物,因而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制造军用罐头食品所需的马口铁中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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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入锡合成。

汞可制造爆发粉,这是一种制造高烈度性炸药的原料,还可以与含酒精的硝酸合成军事上极重要的雷酸汞,用来制造雷管、地雷、枪弹的撞火炸药等。

锑是做弹药雷管及引线的配料;钼钢在飞机制造方面的用途十分广泛。

由此可见,上述六种特矿产品都是不可或缺的军工原料,也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世界各国都在战前大量储备,战时想方设法购买。

苏联也不例外。

这些特种矿产的输入,对苏联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苏联的枪炮对中国的作用。

可见,中苏之间的易货借款是以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对苏联来说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外来的巨大援助。

可见中苏易货借款是各济所急,各得所需。

四、小结
抗战时期的中苏易货借款,便于中国政府从国外获得军需物资和武器装备,为中国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这对于改善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借款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

苏联的援助是以武装保卫苏联这一对华政策为出发点,在苏联看来,日本进攻中国是为了从西方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因此援助中国抗战,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本,避免两线作战,是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实质所在。

因此当1941年苏日签署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中立条约,免除了日本进攻的后顾之忧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停止了。

正因为如此,中苏易货借款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它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

尽管如此,中苏易货借款对中国抗战实力的加强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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