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论文：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

性别意识论文：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摘要：“五四”运动使一批新女性走上文学舞台，她们在男权社会语境下，自我独立意识不断觉醒，并以自己的歌喉呼唤长期受压抑的女性走出樊笼。

作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陈学昭肩负起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以淡泊、宁静的心态面对曲折的人生之旅，在对独立、自尊的坚守中，将旷达的气质和欲语还休的情韵融为一体，表现出对女性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时代愿景的强烈认同，唱响了女性从荒原到涅槃的破茧蝶化、浴火重生的最强音。

关键词：陈学昭；文学创作；性别意识；觉醒陈学昭（1906-1991），原名陈淑英、陈淑章，中共党员。

曾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1927年赴法国留学，兼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1935年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东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

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

一生共著有长篇小说４部、短篇小说１部、散文集６部、诗集１部、翻译小说、童话和回忆录等６部。

其早期作品以散文为主，弘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立，整体风格上从容温婉、细腻缠绵而略带感伤和迷惘，后期由于政治影响和个人经历和性格影响，总体风格趋于诚实简单、朴实无华。

纵观陈学昭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从登上文学舞台起，她就秉承解放、平等、独立的女性现代意识，以知识女性朴素的个人记忆文本，描写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编织自己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体现了她们对女性自我的肯定，对文学性别审美主体个性意识的张扬”［1］，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华丽转身，体现出20世纪中国女性觉醒反叛、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性，赋予了中国女性文学以独特的内涵，丰富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

本文将对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过程进行分析，望就教于大家。

一、流离不居中的荒原放歌陈学昭出生于浙江海宁，一生几乎与20世纪同龄。

从小浸润在浪漫温润的文化氛围中，其人生经历特别丰富，15岁便离家赴南通女师。

“五四”潮汐退后，她常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在苦闷、彷徨、感伤中，用个性化的主观情怀，在自为的经验世界里，用私语化方式命名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性别的自省过渡到话语的自觉。

通过写作投稿，陈学昭结识了新闻界的前辈戈公振。

戈公振第一次见到这位来自海宁的年青女性时，惊讶这位有着男生写作口气的竟然是一个小姑娘。

戈公振说：“你写文章的口气是男性的，原来你还是一个小姑娘。

”［2］通过写作，她还结识了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

通过爱国女校同学张琴秋的介绍，她认识了茅盾及其夫人孔德沚、鲁迅等人。

她在写作和思想上深得鲁迅、周建人和茅盾的教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环境异常险恶，陈学昭经常受到特务跟踪，甚至拦路盘问。

她决心暂时离开上海远走法国求学。

靠《烟霞伴侣》和《寸草心》两本散文集的稿费作为出国的旅费，她到了法国潜心求学，刻苦钻研，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女博士。

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陈学昭三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火风云中，她一直辗转在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

受浙西词派“率性而为，顺从自然”思想影响，陈学昭坚持自己的个性，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不太在意外在环境的制约，善于用柔美的语言表现坚定的人生态度、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严肃的社会问题。

她的性格敏锐、耿直和倔强。

在巴黎留学时，对于中国留学生中一些纨绔子弟沉溺于声色的行为很气愤，并把它诉诸国内新闻界。

她认为作家要贴近时代和生活，就一生坚持这样做。

在与家人和社会无法达成共识之时，试图以超越的姿态挑战生存的极端情境，以善良纯洁天真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用内心情感的凝练裂变为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3］。

在历史与回忆的自责中进行自我拯救，将一种无所皈依、茕茕孑立的身心感受与多重变幻的感觉整合为一段段情绪化的残片，连缀成生命的浅唱低吟。

用笔思考一个青年知识女性的出路：爱情的守望与职业的前途。

19岁时，陈学昭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倦旅》，在情绪化的诗意眷恋中，用凄美的感伤和苦闷阐释着新女性的启蒙。

将见闻、感受和自然万象交叠于审美和文化的双重看台上：时间旅程与心灵相系、现在与过去相融通、物与人相互流转，将曾经的执着、刻骨的情绪、求索的历程，整合为精神强化的象征。

在与现实对抗的此岸怀揣着与彼岸置换分离移置和切割的梦幻，在合理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诉求中，织就成一张卷叠没有始终的时间之网，［4］交出了尘世中全部无法忍受的自由，在作品中，她四处漂泊，在紧张、焦虑和疲惫中进入一个无可避忌的空隙，主体话语意识空白、文化情感消逝在视野之外，成了无根的生存和孤儿式的独行侠，她整合温度、湿度、光线、线条和寂静，升华为高大与渺小、飘逸与隔绝的生命形式，在裸露的风化中，褶皱、断裂、延宕、悬置，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试图还原出一个深厚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自我生命的体验，进行些许深沉而悲壮的提醒，换回一个作为主体进入荒原的仪式。

因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家中有很多藏书，使她从小就在兄长的教诲下广泛阅读古典诗词作品，特别是《昭明文选》对她影响深远，其“学昭”的笔名就是从这本书中得到的灵感。

从《流浪生活之起始》发出“人生到底是什么?”的疑与愁，到《多情伴我咏黄昏》里的痛与悲，再到《如梦》的孤独枯寂境遇的难以自拔，从《寸草心》、《访问杂记》、《北海浴》、《白云庵》到《闲行》、《归思》、《钓鱼台》、《寒山》、《暮春愁怀》、《游灵隐寺有感》，山水风光，让她感受到的是流浪人的辛酸寂寞；时节的交替、晴冷雨暖，让她忆起病卧在床的母亲和好友。

伤时、怀友，凄冷又空荡；在联翩的追念里，暮春幻化为犹疑、痛伤，勾引出人生如梦，人情淡漠虚伪的“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5］前彷徨、后惆怅，用孤独的游弋在回忆中俘获震惊凄凉，“云月微茫茫，夜风潇潇，江波声里，人影儿悄悄人语缈；寂寞的境地，我寂寞的心，在你的梦中，正是你远远里远远里在找寻的!”在《烟霞伴侣》中，她坚信“安乐不是我的幸运”并且“流浪放歌”是我的志趣与乐愿；失去自我的人生苦旅是我的恐惧：“在如现存这样的人类社会之上，是建立不起信仰的了!家庭不能使你信仰，社会更不能使你信仰!”“一个人只有自强不息，别人的援助，是很微弱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争得在社会上固有的地位。

”一个现代女性山水彳亍、人生凄美、感伤渴求成为历史主体的悄吟悲歌，“凄风不住地吹着船帆，急雨不住地打着船背，我瞻望前途，又若是的渺茫；爱，我的心啊；将如何安放，在这样的旅途之上！”。

这种想象化的认同，既隔绝又难以剥离的窘境，使得主体的裸露使得被风化，进而褶皱、断层，形成难以越过的大山。

理想的延宕、镜像化的悬置，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还原出一个深厚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自我生命的体验，进行一些深沉而悲壮的提醒。

二、男权语境中的醒世物语陈学昭早年丧父，作为家中唯一的幼女，被兄长们严厉管教，母亲生性懦弱，她从小就在缺少关心和温暖的家庭中成长，从对男性有着天然的怀疑和畏惧伴随她的成长，而两浙文化熏陶和“五四”余绪的影响，又使她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于是洄流，激荡、叠涌、交错。

她认为新女性应该从人格、精神、思想到事业、学识都是全新的，“要恢复女子固有的人格，最要紧的是自立，自立必须要经济独立”。

在哀吟与悲歌中渗透着反叛抗争和探寻，在突围追求中体现着觉醒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

但是命运却让她选择了一个追求她而并不爱她的男人何穆结了婚。

这段婚姻让她饱尝了痛苦和绝望，感受到了背叛和狠毒。

儿子死了，丈夫与别的女人在一起，有人说“好的婚姻能给人带来幸福，而坏的婚姻却能给人带来灾难！”陈学昭就是“坏的婚姻”的受害者，还差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周恩来在延安时曾对陈学昭说：“你没有什么错，只是在婚姻上做错了。

”由于这段不幸的婚姻，她对这个男权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她源源不断的描写丈夫的不忠，绝情，怪癖，描写了在延安的一个晚上，外面突然下起暴风雨，窑洞快被冲塌了，她抱着孩子在大雨中搬家，而“他用那尖锐的破玻璃似的声音，和一个人搭着腔，哈哈地笑着，他一定是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看见她的狼狈，她的不幸，不高兴的是她还没有死”在《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和《南风的梦》中，作者抒写渴望自由独立的年青女性的心灵苦闷。

《他给她》，以一个男青年其华的口吻，引导和鼓励女友肖兰要有独立的情感、独立的意志，特别是独立的工作，因为“恋爱并不是我们整个人生”，让女性从爱情神话中解放出来。

男权社会中，生为女人不仅是一个性别，更是一个角色和命运。

女性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义务便是使她自身气质达到完美，以适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

女性只是作为妻子、母亲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有一点可怜的地位，除此以外，她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有多少的青年不是想找一位美貌、娴静、温和、又能谈学问、又能料理家务、受他支配亦受他爱好的少女为伴侣，为他社会事业的安慰者，成功时的娱乐者，这样的理想不能不说是正当的，然而这到底只是他们的理想呵。

沉在那褊狭的专制的固执的男性的心灵里数千年自有人类以来是一样的”。

在《泛论》她大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鄙视妇女的成见提出了质问，对男权社会的礼俗和道德表示了置疑和反叛，认为这一切都是传统文化的弊端所致。

在《国际妇女节论中国妇女》中，指出女子四千余年来的生存背景，就是受着男子的压迫，间接又受着礼俗、道德的规范，这些无一不是被男子压迫的结果。

陈学昭以悲哀同情和厌恶鄙视的双重情感揭开了女性生活的帷幕，在调侃、反讽中对男性世界实施着无情的解构，在反拨和控诉中达到对现实、历史和女性命运的多重反思。

《幸福》中的郁芬是一个子君式的女子，不顾父母的反对，勇敢地和小学教员子恒自由结婚。

她不像子君那样沉溺于家庭事务中，而是坚持婚后工作，接济家庭并葆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但恶浊的社会风气，并没有为像她这样的职业妇女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工作中不断地受到老板的性骚扰；在家中，又得不到丈夫的体恤，最终追求爱情幸福生活的郁芬，重新陷落在丈夫有外遇的婚姻围城中。

她剖析女子不敢轻易离婚是因为生计、名声、唾骂、没地位。

《工作着是美丽的》中李珊裳奉母兄之命与晓平结婚，而晓平并不真心爱她，只是想利用珊裳的稿费来供养自己，用珊裳所结识的名人提携自己。

生育后珊裳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全部事业，成了老妈子。

晓平后来地位升迁，认为珊裳已经失去了价值，在有了“第三者”后，设法用极恶毒手段置珊裳于死地。

作者在强烈的现实感和经验性的人生画面中，触摸到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的痛楚。

陈学昭的早期散文是那个时代叛逆少女内心的悲歌与哀吟，作品中饱含着反叛抗争、苦闷彷徨的情绪，展示了突围女性反抗与追求的痛苦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