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姐妹 影评 分析谢晋

——从《舞台姐妹》分析谢晋电影的艺术创作特征
对于为什么拍了这么多像《舞台姐妹》这样的反映女性的电影时，谢晋说是因为那个时候看到的好故事是反映女性的。

谢晋挑选剧本的标准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哪个剧本更能打动他自己，就拍哪一个。

也正是好故事早就了谢晋电影的一个普遍认为的风格“煽情”。

舞台姐妹的故事来源很重要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1947年的上海越剧名角、袁雪芬的好友筱丹桂服毒自杀，原因是不堪忍受剧院老板张春帆的折磨。

这个和电影中邢月红的命运如出一辙。

袁雪芬后来改革越剧，创作公演了《祝福》，这和电影中的故事完全一样。

袁雪芬讲的真实故事启发了谢晋。

谢晋电影继承中国电影叙事传统,遵循戏剧化的原则安排情节发展的叙述逻辑,精心设计起承转合的叙事关键点,
以集中强烈的戏剧冲突满足大众观赏心理,带给观众心灵的冲击和视听的愉悦。

叙述风格也是很轻松很流畅，没有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也没有故意的什么顺序、倒叙、插叙这样一些复杂的叙述方法，绝大部分都非常简单也非常鲜明。

通常谢晋根据影片的主题内涵和故事背景,会选择提炼富有象征意义和银幕美感的典型空间,如《舞台姐妹》里水乡江畔戏台便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征：把戏剧小舞台和社会大舞台、台上唱戏和台下做人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

视听语言作为电影艺术表现的特有手段,是导演完成“戏剧性”追求的重要艺术手段。

谢晋是深受中国电影传统影响的优秀艺术家,其视听语言的运用纯熟、流畅,并呈现出鲜明的“戏剧性”特征。

这一特征表现在视听空间的构思上和音乐的运用上尤为突出。

谢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人性的表达。

即谢晋电影的史诗内涵，是“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史”，人物是历史意志的人格化。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他的影片都能与中国的近现代乃至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他的主要作品基本顺应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文艺思潮和公众的文化心理，把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地纽结在一起，是在“用电影抚慰我们生存的年代。

”
谢晋曾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

”他也在电影创作中实践着这一理念。

他的电影紧跟时代，但因注入了个人的思考与见解，又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谢晋的作品几乎部部关注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既给观众带来情感和精神抚慰，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总结式或先导性的指向。

他的影像所呈现的对历史的严肃反思和对社会、政治、人文的大胆而超前的思考，在那个年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力量不可忽视。

它所代表、所传承的中国电影传统中最宝贵的创作精神正是对于民族历史、社会发展冷峻而又置身其内的回瞻。

不仅如此，谢晋电影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反思，还是对当今现实的询问，都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

他坦言：“我拍影片更多地追求美育作用、警示作用，希望对祖国、对人类贡献美！”《舞台姐妹》则更强调其对社会弱者和女性的人文关怀。

所以说，谢晋电影以深情、深沉、冷峻的创作风格，揭示了社会生活当中的某些负面现象，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激励人们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即一个个时代结束了，但谢晋电影的“人性”魅力并没有随之消亡。

它不仅带给人们美的艺术享受，还高扬了人自身的精神品格和向上的力量。

于是，谢晋往往以人物的命运变化和精神历程来折射大的时代背景。

在谢晋电影中,人物通常生活在公共的政治空间,他们的命运与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相连。

导演尤为关注人物在人生关键阶段的大起大落,而时间跨度也较长,从激扬的青春到中年的沉痛,谢晋电影往往通过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折射
社会,反思历史。

因此,注重人物命运的跌宕、反差、对比是谢晋电影中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早期影片创作中,人物命运被赋予鲜明的对比意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悲喜两重天既满足了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戏剧化”期待,又形象而直感地传达着批判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教化思想。

而影片《舞台姐妹》在人物设计上就贯彻着明确的对比意识。

月红与春花同为舞台名优,却走上了革命进步与腐化堕落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影片初始着力刻画两姐妹性格上的差异,为她们日后的选择铺垫了较为丰满的心理基础。

如在唐经理的办公室,成名三年却第一次领包银的两姐妹心态各异。

春花是冷静淡然,为艺术的纯净而拒绝出演《马寡妇开店》这类艳情戏,月红却是虚荣贪利,在纸上练签名。

这类细腻的性格刻画与人物命运的起落相辅相成,带给观众真实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