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

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

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先生是一位特别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在

探讨问题时非常理性，但在他心里和文字背后却充满了对社会底层、

弱势群体、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深深的同情和人文关怀。他

总是在思考，怎样能够协助他们改变穷困、落后的面貌和命运，走上

现代化之路，他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目的和期许。他表达感情真挚、动人。不管是对家乡的人们，还是对少数民族同胞，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协助他们，希望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以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力量来改

变贫困和落后面貌。在他那里，没有大汉族主义。我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学所工作之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先生是在沿海地区长大的，肯定受到国家主义、国家认同、现代国家建构等思想的影响，在《乡

土重建》这部著作中，他并不是简单地将改造农民，改造民族地区和

少数民族文化当作一个政治口号或逻辑推理结论，不主张靠强制的、

外在的力量，而是更多地给他们希望和方向、引导和支持，这是他作

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文关怀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深层理念和

情怀。这种思想和意识源于他早期对机器工业革命的问题的学习和理解。先生曾翻译过《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那时他对于理性化、科学化很警惕。当然，后来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还是希望广大

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但这不应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而

是他们发自内心愿意的。他很重视方式、方法，要让老百姓乐于接受。

二、天下观点和世界视野

先生在很多方面是以天下为家的，他有胸怀天下的整体世界观，没有

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他能超越于小环境—他的家乡人民、他的

调查对象，他考虑的问题是具有规律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比如他指出，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来促动农民进入市场，促动沿海地区按照

市场规律办事。他在“京九线串糖葫芦”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京九线

一面连着浙东地区，一面连着市场经济，它往哪方面走要看它怎么选

择。其实，从中能够看出他的取向。他到了民族地区，总结出了很多

方案、模式，其实他更多地看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力量，但这种自

我发展需要外力推动，他将这种外力视为当地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不是替代品。他有全局观和整体观，他的思想深处其实是传统的儒

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延续。先生学贯中西，出国

留学之前在教会大学受到过传教士的熏陶，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受到几

位外国老师的深刻影响，比如在燕京大学讲过课的派克，清华大学的

史禄国，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是一位流落在国外的著名学者，

心怀祖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先生对史禄国的学术成就是

非常敬仰的，但对其不能报国这个点很惋惜。他很敬仰马林诺夫斯基，但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的祖国波兰没有什么贡献，是一位客死异乡的、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费先生景仰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他认

为自己在学术上没有达到他的位育论那样的高度。吴文藻是费孝通的

老师，若从学术造诣来说，或许费先生远远超过了吴先生，但是吴先

生在培养人才方面是很有眼光的。吴先生是牺牲自己培养人才，费先

生对此非常感激。还有一位老师是郑辟疆。郑先生和费先生是同代人，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学术贡献，但他对费孝通影响也很大。郑先生去

世后，费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像郑辟疆一样，费先生希望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于自己取自社会的收益，这是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境界的一种体现。

三、文化研究的三重境界

1998年，先生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他思考更多的是世界命运、文化共荣的问题。这是先生一生学术追求的一条主线。

他的学术，除了“志在富民”这些实际的注重之外，我觉得在其思想

深处，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支撑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

里一个不灭的或者说一生没有改变的方向，那就是文化研究。他对这

个问题的研究不但与他个人的际遇相关，还与他的天下观、人文情怀

相关。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文化自觉理论。这是他反思中国传

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要保留什么，扬弃什么，目标是什么等问题的一

个创新的思考。对于这个问题，我和他有一次对话。1997年，我承担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一个国际合作课题“亚洲价值观与社会治理”，

负责中国价值观演变的子项目。我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人主流价

值观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其中的几次重大转折。我发现，不论如何发

展变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强调群体价值，个人价值来源于集体，

个人要从属和服务于群体（集体、社会或者家、国）。这和西方传统

中强调个人本位、个人自由不太一致。中国的文化如何实现转变？是

否需要转化为个人价值超越集体价值才算是现代化？我一直比较困惑。我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给了我一些他写的文章，但没有给我直接

的答复。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是走个

人本位的西式的路，还是继续保留我们个人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的整

体的社会观？这是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

和政治家们都在考虑的问题。我感觉到，先生在文化反思中强调文化

的现代化。但对怎样去把握这个命题，他没有给予回答。也许费先生

的做法是非常聪明的，对这个问题不用做出一个是与否的明确判断。

关键是在文化更新之中如何适合时代要求，作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选择。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思想强调个人要服从整体，我们的集体主义观点也是这样。在这

种情况下，群体和国家是什么关系呢？最典型的群体是民族，民族不

但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而且成为仅次于国家的一种共同体。费孝通研究过很多群体，比如家庭、村落、集镇。家庭以血缘为

联系纽带，虽然组织细胞最完善，但毕竟仅仅一个小群体。最大的群

体当属世界人类社会，但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和国家无疑是两个最

值得研究的群体现象。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西方的民族国家

理论无法说明中国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他从上个世

纪30年代开始一直希望解开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这个难题。在一个多民

族国家里，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如何建构，各民族之间如何和谐相处，

迫切需要理论界的科学回答而不是武断的意见。经过50年的思考，他

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中华民族是一层，这就是我们

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下还有50多个民族，甚至还能够实行更多地分层。这是他从事民族学研究、调查、民族识

别工作以及对民族理论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看法。和近代民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