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理论成果

在费孝通费老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费老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费老先生很早由派克的城市社会学方法启蒙，后来师从于马林诺斯基，在学习的过程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费老先生非常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费先生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也就是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结构特色，进一步说明小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

费孝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一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三部曲，由此形成三部著作：《花瑶蓝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正因为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如此深邃的研究,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费孝通先生从横的方面来谈社会结合的实态,又从纵的方面来分析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特别是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研究的内容：

(一)家庭与人际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每个成员的性质和作用也是不同的，个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费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类别的基础。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对于血缘结合的基础———家

族的研究,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基础。费先生最早的论文是与婚姻和家庭问题有关的。费孝通后来不管从事文献研究,还是变为重视实地调查,都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至为重要的基本单位———家庭及社会结构变化同家庭结构变化的关系(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52～53)。费先生把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称作“小家族”。在中国社会，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多层性。探索家的多层性结构集中体现在阶序关系和差序格局中。所谓阶序关系是强调家的纵式结构,围绕着同一父系血缘集团内部的结构特征予以展开,而差序格局则强调家的横式结构,侧重于家的网络关系。按照家的上与下存在着的结构特征把家族分为如下几个层次:1.礼教的家、2.由家扩大成为宗族、3.家的基层———家庭4.跨越血缘的家──户

费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来确定疏与近。他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细致观察,指出了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差序格局。他说,差序格局就如同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后所形成的圆心扩散圈。离中心越远,圈就变的越薄。同理,在中国传统农村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圈心,以差序方式来建构同其他人的关系(费孝通,1985 -06:21～28)。

费孝通先生60多年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始终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正如后来主持授予费孝通教授以“马林诺斯基奖”的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在仪式上所言(辛格尔顿,1984),把马林诺斯基奖授予费先生,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费孝通,1995-05)。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传统是社会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传统来维系。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费孝通,1985 -06:53)他的研究

不断地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而得以发展、升华的。在1991年秋天费先生去武陵山区做调查。在火车上费先生对他的学生说,我一辈子在写两篇文章,一是农民,一是少数民族。关于农民的文章从村庄到城镇、区域最后到全国,提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另一篇文章,扩展到边区的发展。在这一整体思想中,费先生的研究驰骋东南西北,纵贯上下五千年。

(二)文化传统与城乡发展模式

费先生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都贯穿着他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路。特别是已注意到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性。他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1)。进入80年代后,在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体现。正如他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一分析和评估”(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8)。

立足于文化传统的模式论：

在费先生提出的诸多模式中,往往是从地区经济和传统中寻求特点,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其动态的特征。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他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是这次考察的总结。在文章中费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词和“苏南地区模式”(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他认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意义的经济模式。”费先生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路子背后的地区特色和地区传统,即文化特色。依此费先生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文化模式的理论范畴。

(三)边区开发与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的另一方面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