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首难言的诗

哲学是一首难言的诗

——读《公孙龙子》有感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

——《公孙龙子》

一

花自随风，何恋前尘？旷远的历史琴音背后，总是侵染着思想者无名的惆怅。神思玄想般的绝世之诗，纵然饱蘸着千年玄墨写就，在时间刃割和意志剪裁之下，也难免寂寞的盛葬。就像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在“百家争鸣”的宇宙中踌躇满志，却又最终迷失在历史银河的满天星斗中。

我沿着历史的磁感线还原这个共振磁场的背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不仅楚庄王问鼎中原，就连郑伯都敢独抗桓王。君臣易位，臣易君名，君行臣实，名实难副。在这个时刻，一场没有刀光剑影、以探讨“名实关系”为哲学本质的战斗吹响了号角。哲学，这个来自天国的智慧，终于首次在这片沃野上泛滥。

公孙龙所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充满宿命色彩的哲学“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的使用元语言和逻辑来表达哲学的思考；又都或早或晚的开始讨论“名”与“实”的关系。我们能否用普遍的概念来说明一切具体的事物，西方人将其称为“共相问题”，纳归物、意关系的争论；而东方人则展开了“名实关系”的攻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思维之路。在我勾勒的画卷里，这也正是一个分水岭，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将智者学派元语言和思维原型的成果系统的总结为逻辑学，而东方“名辩”大成之作《公孙龙子》却成了一首难言的诗。

如果这是一首因为堆砌辞藻而佶屈聱牙的诗，我们亵玩一番诗的意美也就罢了。但如果当思想的光线照入能折射出一条解开现实生活中“格尔迪奥斯绳结”的康庄大道，我们就有必要小心翼翼的擦拭它的尘埃，还它一片澄澈。关于它与现实的交点，我将在后文略表浅见。

我常常幻想：深邃的夜空上有一个神灵微笑的看着地上的生灵冥思苦想的破解它泄露的些许天机，等待着他们自以为正确的发现与选择，以玩赏世界多姿的思想百态为乐，如果真的有神灵的话。

也许公孙龙早就察觉上天无意让他将奥妙泄露给世人，但公孙龙依旧带着他的名辩思想无怨无悔的踏上了这场命运中注定的伟大而激情的远征。《公孙龙子》一共分为《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辩论》、《坚白论》和《名实论》六章，其中有五章都是通过描写公孙龙与别人进行主客双方的辩论来阐述自己思想的：《迹府》中，借与孔子世孙孔穿的辩论引出了当今“名实不符”的问题；《白马论》和《坚白论》中，首先质疑“白马非马，可乎？”和“坚、白、石、三，可乎？”，然后展开辩论；《指物论》中，公孙龙先提出论题，再在辩驳中论证；《通辩论》中，则是先以对白正反论证，再从正面和侧面论证“二无一”。最后的《名实论》则是系统总结了公孙龙对名实关系的思辨认识。

《公孙龙子》以语言艺术的方式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哲学符号，它针对社会上名不符实的现象，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强调“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确定了参考系的作用和价值，着重探讨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共性和个性的关

系，其中蕴藏着一个包括世界观、方法论的完整哲学体系。

二

只有拥有最热情、最饱满的情感才能吟诵出充满对自然宇宙情思的诗篇，而公孙龙用一位名家辩者的睿智一次次宏亮的朗诵着个体生命觉醒的高潮，向全世界所有人展示那韵律的美妙。可是，当无人能体会先驱者顿悟的快感时，误会与曲解也就随之而来。

公孙龙的误读者首先就是名家本身的一些代表，名家内部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彼此鸿沟为界。公孙龙代表的是“离坚白”，而他的对立面是以惠子为代表的“合同异”，双方争论的焦点正是“名与实”的分离与合并问题。公孙龙在《坚白论》中提出：“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事物本身具有可分离属性，因此进一步推出需要借助工具来认识把握事物的整体。但惠子的主业是政客，他的哲学思想相较公孙龙而言很容易找到硬伤。惠子认为：要以“历物之意”作为讨论名实关系的基础，即用自然哲学来概括社会哲学。这很容易产生三个悖论：一是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自然哲学；二是人的自然哲学范围与社会哲学范围不匹配；三是一个人代表不了整个人类群体。但惠子特别提出了“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的观点与公孙龙的“离坚白”对立，前者着重于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而后者的实质则是要说明名与实不是绝对统一不变的。这直接导致了后人将公孙龙的“离坚白”思想当作是剥离一般和个别的诡辩，惠子之顾，反致曲误。

公孙龙然后是和儒家道家一同踏上了辩论舞台。公孙龙批判继承了孟子的“人性存在论”，他在《迹府》中就指出“楚人非人”，人的具体存在形态和人这个概念是有差别的，即实与名的差别，同样，动物之性和人之性也是两个不同的参考系，当然要把人之性单独拿出来讨论，不可和动物之性混为一谈。按照同样的道理，公孙龙又驳斥了儒家价值判断的准则“以类审”，由于参考系不同，抽象的人性不可能被完全概括。这种颠覆儒家根基的理论必然被后来者完全否定，就像荀子做的那样，借攻讦公孙龙所举“例子”的荒谬，来说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而与儒家互为表里的道家同样对公孙龙的“雄辩”充满了不屑，庄子曾道：“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于是道家顽固的反对语言形式逻辑，将参考系的转移扭曲为内容的不确定性。面对两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庞然大物，与主流哲学相悖的公孙龙最终被大众评委宣告落败，名辩思想从此黯然退场。但是历史却嘲讽般的给出了最终专业的评判：“中国哲学否认公孙龙思想的意义后，‘以类审’考察人的弊端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儒学走向两汉神学，道学走向两晋玄学而成为宗教，中国哲学对人的考察走进了死胡同。”（注1）

我想，也许汤因比教授的“挑战与应战”史观能够解释其中的原因。在教授的论证过程中，“挑战与应战伴随着文明发展、衰落、解体的整个过程，它依次呈现为阴阳交替（即‘积极的’和‘消极的’）的状态。所谓的积极状态就是能够为群体提出挑战，激发起人应战行为的创造性的状态，反之就是消极状态。”（注2）

春秋时代社会出现重大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雏形初展，社会矛盾加剧，而公孙龙就是为群体提出“挑战”的因素，洞察了语言逻辑和名实关系的井口并等待后人的汲取。如果社会积极“应战”，吸收公孙龙优秀的哲学思想，可以预见，中国的逻辑史与哲学史的发展进程定将领先西方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