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和韩国(新)

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历史上，往往某种文化在其发源地保存得不如随后引入它的国家。比如佛教发源于印度，现在却是泰国的国教；基督教由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创立，三百多年以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儒家观念源于中国，但某些观念却在日韩等国家体现得更为明显。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居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地位,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说,儒学以它深奥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受到人们的赞誉。由于韩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在探索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儒家文化研究热。儒家文化对科技、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至今在中国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笔者认为,对此不能做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哪些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 从科学技术哲学角度论述科技和经济的变化与文化的变动本身复杂的过程以及复杂因素的构成,并企图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以增进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体认。

韩国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在四世纪经中国传入韩半岛后,统治者都扶植佛教,并用以加强自己的力量,韩国的僧侣前往中国研究佛教,并将佛教文化传到日本。高丽王室把佛教定为国教,后被儒教取代。儒教在韩国广泛传播,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朝时代对中国儒教最为虔诚,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了正统的儒教化体制。以儒教为本的朝鲜王朝,虽然因为对儒家学说的不同解释所导致的政治权力斗争和宗教之争而备受批评,但它确实达到了一个儒学复兴的黄金时代,儒教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价值观达500年之久。

虽然中国是传统儒教的发源地、创始国,但儒教对韩国的影响更强,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中国的儒教具有原发先进性、自主创造性及稳定保守性;韩国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继发后进性、移植模仿性及随机应变性。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体系。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影响韩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例如,韩国权威主义政府利用儒家文化中的特定因素,推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韩国在60、70 年代,总统朴正熙使用儒家文化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运用“忠”的思想来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儒家文化价值在东亚各国不同程度上有变化,部分国家在制度上、规范上价值观念减少很多,但在韩国国民精神中,儒家价值观念还保持着支配的性格。

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在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勉励君主,崇尚伦理道德等。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民族历史的潜移默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意识程序。因此,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要把外来文化纳入自己固有的意识程序中,并加以吸收和运用。韩国虽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是,儒教这一韩国的主导文化在韩国导入的西方价值观和经济模式背后,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

2 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贡献

儒家文化成为国家哲学和结构的支柱,建立在全体国民危机意识和儒家精神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意识,是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先决条件。韩国从60年代始,经济开始起飞时,就利用儒家“忠”的思想指导经济。从韩国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都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烙印。从与经济生活最为密切的角度出发,就能发现儒家思想的几个基本特征:(1)中央集权的政治观; (2)忠孝一致的伦理观; (3)重农抑商的经济观等等。这几个基本观念的影响覆盖了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央集权的政治似乎更便于后进国家动员全国资源来完成经济起飞任务;忠孝观念培养了对团队和集体的忠诚奉献精神;东方民族的勤勉精神和推迟享乐的生活习惯与重农主义思想有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重农抑商的经济观,表现为对工商业采取轻视的态度。这种农本主义观念似乎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的商品意识水火不兼容,但有意识地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传统的有用之处,韩国的实践是成功的。

60年代以后,韩国军事政权强调经济高速发展并在政府主导下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虽然远离韩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道德、鄙视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的信条,但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是有目共睹的。当时韩国政府提出“打倒贫困”,充分认识到“大多数人口是贫穷的国家肯定会失去发展动力”,激发起了国民摆脱贫困的信心“,富起来吧!”的口号,响彻整个韩国,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对过上好日子的企盼。国民团结一致,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朴正熙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决绝了传统的优先发展道德性的儒家思想,但是同时他又把儒家文化中的政治优势运用到经济发展上,并利用儒家文化中的某种精神来促进经济产业的发展。朴正熙时代,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是在“祖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从扶植当时没有基础的民间私营企业开始的。儒家思想最强的韩国并不是在重视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思想下而开展经济建设的。一般认为“,东亚发展模式”的典范是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可称为“儒家资本主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朴正熙颠倒了儒家的反资本主义的一面,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又用上了儒家的反资本主义的另一面。〔1〕他打破了儒家传统中道德的教化是政治领导者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一基本观念,并提倡韩国的首要目标是“国民富裕”的经济、产业发展政策。他赋予了私人领域的民间经济活动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思想,就是说民间经济活动也戴上了“公”的头衔,当时,生活的贫富问题并不是“私”的问题,而变成了“公”的问题,这样政府就可以积极去参与私人领域的民间经济活动。政府的支持也就等于国家的发展,使“祖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趋于合理化。作为企业家应该有贡献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感,具有这种民族主义经济观的劳动者被称为“产业战士”,私营企业被视为“国民企业”。

支配韩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价值观是君子道德观,重责任、重义务的奉献精神,就是强调男子在外工作,牺牲个人利益,而追求社会共同利益。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国家的发展就是我个人的发展的根本” ①(反资本主义的全体主义)旗子下成功的。可以说,这面旗子是资本主义伪装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旗子,韩国把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用于其经济、产业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