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桉史料编纂研究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
夏宏图
一、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成因探析
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发展，受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档案史料编纂史上所取得的各种成就的影响，并与清代政治、经济的盛衰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注重传统和“博古”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以政治和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的统治者虽是以少数民族崛起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受汉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出于对历史所怀有的深沉的认同感和对传统文化近乎崇拜的心理，对档案史料的编纂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早在入关前，满族就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并仿行汉族政权传统的编纂史籍的制度，组织人员翻译、编纂档案史料。

入关后随着统治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汉儒文化影响的加深，统治阶级更是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建设，大规模地开展档案史料的编纂活动。

清代以武功得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加强对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清代统治者更为看重档案史料编纂作为一种维护其统治的文化工具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与使命。

清代以康、雍、乾为代表的历朝皇帝，都极为重视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重视档案史料的编纂，不仅亲自审阅档案史料汇编，“每披寻于清夜”，而且对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原则和方法，其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为了“维植纲常、慎重名教”，垂训将来，警示后人，或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取鉴前代，其善政则因以为法，其秕政则用以为戒。

”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也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档案史料编纂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密切相关。

这些成就，包括档案史料编纂经验的积累、有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档案史料编纂思想和理论的成熟与发展等等，都为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尤其是中国古代档案史料编纂思想、理论与方法经过历史上许多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封建帝王的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不仅至清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与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促进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档案史料编纂，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受到清代300余年历史中每一时期、不同阶段上社会环境和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不同统治政策的影响，与清代政治、经济的盛衰相适应，有其萌芽、发展、兴衰和演变的不同阶段。

尤其是，清代政治、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正是清代档案史料编纂主要是官方档案史料编纂由鼎盛走向衰败的发展过程。

二、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概况
1.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历史阶段。

有清一代的档案史料编纂可以根据清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官方和私人所开展的编纂活动有着不同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是清入关前和入关之初的草创时期。

这一时期清廷统治者仿行汉族政权制度开展档案史料编纂活动，如开始了文书档册的汇抄以及实录、圣训、起居注等汇编的编纂。

但当时官方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展档案史料编纂的条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仅初具规模，有关制度的建设尚不及宋明等以前朝代。

不过，由于清廷政权对民间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控制相对较弱，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成果丰富多彩。

反映在民间私人档案史料编纂上，这一时期个人奏议等档案史料汇编编纂数量较多，这与康雍乾盛世时期大兴文字狱、严格限制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成鲜明对比；与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大规模编纂档案史料汇编相比，无论在选材上还是类别上亦有明显不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至乾隆、嘉庆以前的鼎盛时期。

在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官方档案史料编纂受封建帝王重视及其“文治”统治思想的影响迅速发展，不仅至乾嘉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且从仿习汉族政权传统制度发展成为清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其主要表现为：1）清廷中央、地方各级衙署相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修书机构，大规模地开展了档案史料编纂活动，大批的文人学者被笼络到其中参与其事；2）在大量编纂传统体裁的档案史料汇编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编纂了一些新体裁的档案史料汇编，且档案史料编纂之勤、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超越了历代；3）档案史料编纂各项制度、组织形式在继承历代传统和入关前的基础之上，随着编纂工作的开展，根据需要不断补充、修改、完善，至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趋于完备、系统。

但是，这一阶段私人档案史料编纂因受文化钳制政策和文字狱的影响而处于受抑制的状态。

第三阶段是道光以后至清末的衰败时期。

这一时期受封建社会固有规律的支配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影响，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腐朽、衰败。

官方的档案史料编纂虽仍在继续进行，并延续至清末，但随着国运每况愈下，编纂之风已不象清代前期那样兴盛，有关的规章制度自嘉庆以后不再有创新和发展，或“率由旧章”，或日渐废弛。

另一方面，随着清廷对外交涉事务的日益增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传入，又使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打上了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其突出表现在：1）随着清廷统治权力以及对思想、文化控制的削弱，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日趋活跃；2）新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大量出现，且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得以迅速刊刻成书；3）光绪末年，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衙门相继创办了60余种以公布档案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标志着清末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正逐步向近代意义过渡。

上述三个阶段官方和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的不同发展态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皇权的集中和衰微对档案史料编纂的影响。

2．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组织机构形式。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者有官方和私人之分。

清代官方，尤其是在乾隆、嘉庆以前，由于档案史料编纂活动频繁，不仅编纂机构名目繁多、参与人员队伍庞大、职能职责各不相同，而且其建制有一个从入关前旧制向仿从明制过渡、由入关前单一的组织形式向入关后多元化的组织建制发展的过程。

官方档案史料编纂机构是清代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而言，这些编纂机构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清廷对史书修撰包括档案史料编纂进行组织、管理和监督的机关，主要有内阁、翰林院、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二是清廷中央和地方各级衙署内的文书档案机构及其文书档案人员，如清廷六部、各寺院衙门的清档房、汉档房、书吏、笔帖式等。

三是专办或兼办档案史料编纂、出版的修书机构，其中又分为方略馆、起居注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常设性修书馆，以及实录圣训馆、则例馆、会典馆等非常设性修书馆。

这两类修书馆构成了清代官方档案史料编纂机构的骨干，承担了清代官方最主要、最重要的档案史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因而在清代档案史料编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3．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成就。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在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指清代的史学理论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者乃至封建帝王在从事档案史料编纂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编纂原则与方法。

其中包括：“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编排体例设置原则；材料的“广存”原则，也即广泛地收集材料，不“因人以废论”，歧说并存、兼收并蓄，公文档案和私人函牍同时并重等原则；材料的“慎取”原则，主要是指围绕题目和编纂宗旨取舍材料，选择准确可靠的材料和时间断限范围内的材料等原则；“据实直书”、“事征确核”的材料加工原则，包括不增损文字，不修饰文词，以及人名、地名整齐画一等原则。

此外，清人在档案史料的编纂过程中还提出了材料“比附证校”的考证方法，“分门互见”等归类方法，标注出处的注释与备考编写方法，“分出句读”、“撮取篇中所陈大意代为标目”等具体的加工编排方法。

这些原则与方法，不仅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当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开展，而且直至今天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清代在档案史料编纂方面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编就了名目繁多、卷帙浩繁、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档案史料汇编。

这些档案史料汇编，就种类而言，主要可以分为文书汇抄档册、编年体档案史料汇编、典章律令类档案史料汇编、专题档案史料汇编、诏令奏议类档案史料汇编、文集等六大类。

这六大类的档案史料汇编不仅构建了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的基本格局，而且这些汇编的编纂都持续到了清末，成为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中稳定的占主流地位的纂修项目，奠定了有清一代档案史料编纂的稳固基础。

具体而言，清代文书汇抄档册主要有诏令谕旨汇抄档册、题奏本章汇抄档册、往来文书汇抄档册和专题文书汇抄档册四类。

编年体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官方主持编纂的起居注册、实录和私人编纂的东华录。

诏令奏议类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圣训、《圣谕广训》、《上谕八旗》、《上谕条例》、《上谕内阁》、《批谕旨》等诏令汇编和诏令奏议合编，以及数百余种奏书汇编。

典章律令类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各种则例以及大清律例等法律法令类档案史料汇编。

专题类档案史料汇编种类多、数量大，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有方略、纪略，以及《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和外交电报汇编、条约章程汇编等外交档案史料汇编。

清代编纂的文集主要包括以20余种经世文编为代表的总集和5000余种个人别集。

上述不同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尽管其编纂目的、编排体例、材料构成、文本等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编纂环节以及每一环节的工作内容与要求而言却大同小异。

三、清代实录、会典、方略、奏书、经世文编的编纂与刊行
实录、会典、方略、奏书、经世文编这五种官私修档案史料汇编，不仅分别代表了清代五种最主要的档案史料汇编类型，而且其编纂也与整个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脉络完全一致。

1．五种汇编的编纂概况。

清代在300余年的历史中，不仅编纂了11位皇帝的实录共12部，而且在嘉庆以前几乎每朝都对前朝编纂的实录进行重修、改修、补缮，形成了多种文本与稿本。

清代会典的编纂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又经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四次续修、重修。

每次续修、重修时都根据一定时期典章制度的变化对旧会典的内容作了相应的增补和修改，条目上也有增删、合并。

清代官私修方略、纪略多达100余部，内容主要涉及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对外战争与交涉以及其它方面。

清代私修方略、纪略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档案史料汇编外，另有一部分则是作者宦海仕途经历的记载或对风土人情的记录，不属于档案史料汇编。

清代奏书的编纂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战争以前奏书的编纂主要集中在康熙朝，数量少、种类单一；鸦片战争后奏书编刊之风渐盛，数量增加、种类增多。

清代官私修奏书主要分综合性奏书、专题性奏书、部门奏书和个人奏书四大类，其中个人奏书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编刊的形式也最复杂。

清代经世文编的编纂大致也分两个阶段：道光六年（1826年）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编纂的五部经世文编基本上以传统的经世实用思想为主要内容，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编纂的十五部经世文编，其内容随时局的变化，更主要表现为追求变法图强、举办洋务和学习西方上。

2．实录馆、会典馆与方略馆。

清廷官方为编纂实录、会典和方略而分别设立了实录馆、会典馆和方略馆。

三馆内部均设有满汉纂修处、满汉总纂处、满汉校对处、满汉总校处、满汉誊录处、翻译处等编纂业务机构和文移处、书库、纸库等辅助性管理机构。

各馆由于具体情况有别，其内部机构的设置也略有差异，如清代各朝实录除了满汉文本外尚需纂译蒙文本，故实录馆内部分设满汉实录馆和蒙古字实录馆，两馆之下再各设满汉文各处和蒙文各处；实录纂成闭馆后为与武英殿修书处办理圣训刊本的校对事宜，一般续设有圣训校勘处。

会典馆因要办理会典图的绘制与编纂，故增设有画图处；为了与武英殿修书处办理会典刊本的校对、刻印事宜，还设有会典校勘处、贴黄处等。

在人员配备与职责分工上，三馆大同小异，一般都设有以下三类人员：一是“总领其纲”的总裁官员，包括总裁官和副总裁官，实录馆沿明制还设有监修总裁官一职。

二是编纂业务人员。

这些人员名目繁多，有总纂官、纂修官、协修官、总校官、校对官（有时又称分校官、初校官）、详校官、翻译官、誊录官等之分。

他们的主要职掌顾名思义就是承担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的纂修、校对、翻译、誊录等工作。

三是提调官、收掌官、供事官及各色匠役人等。

这些官员主要负责各馆
行政事务，并非编纂业务人员。

这样的人员组织结构保证了一馆之内的管理监督工作、编纂业务工作、行政事务工作都有专人，且各专其职。

清代史无专官的特点，决定了这些编纂机构内的各类官员均由有关衙门官员兼任。

以方略馆为例，除总裁官员多由军机大臣兼任外，其提调、收掌、纂修等官基本上是由军机大臣在军机章京内派充，校对、翻译、供事等官则主要是从内阁、翰林院等衙门调取官员兼充。

实录馆、会典馆的各类官员也都是每届开馆时根据工作需要临时从内阁、翰林院、六部、各寺院等衙门调用，书成闭馆后各官照例回原衙门任事。

对于这些官员的调用，各馆针对自身编纂工作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实录馆的纂修官多用“翰苑词臣”，而会典因是各衙门典章制度的汇集，故其纂修官一般是“翰詹与部属兼用”。

为了保证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各馆对总裁、总纂以及提调、收掌、供事等官划分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对纂修、协修、校对、翻译、誊录等官则规定了具体的功课数量要求。

为了加强管理，各馆还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功课领办与完交登记、功课催办与定期考核、记功记过、奖惩、议叙和颁赏等六项考核与奖惩制度。

这些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适应了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实际需要。

3．材料构成与来源。

五种汇编中除经世文编的材料是由各种体裁的文章和档案文件两大类所构成外，其他汇编的材料都是由官私档案文件所构成。

如奏书主要辑入臣工的题本、奏本、奏折、电奏，以及少量的皇帝谕旨和平行往来文书；方略辑入的材料主要包括谕旨、奏章、地方公牍、信函和文电。

五种汇编中所辑录的档案文件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主要取材于各衙门保存的档案文件和汇抄成册的文书档册、官私档案史料汇编、朝廷邸报、个人奏疏底稿和各种官私史籍、著述等等。

对于官修档案史料汇编而言，所收入的材料均是在编纂之初或在编纂过程中陆续或随时从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和京内外各衙门征调而来的，并且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材料征调制度。

无论官修还是私修档案史料汇编，对材料都有一定的取舍标准。

这些标准受汇编编纂目的、编排体例、转录加工原则的限制，也受到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一要求的影响。

4．结构、编排体例与转录加工。

五种汇编中，除了康熙以前编纂的实录和少数方略与奏书没有附件、开卷即为正文外，其他汇编的结构均由附件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官修汇编的附件结构比较一致，一般包括御制序、目录、凡例、表文和纂修官职名等内容。

私修汇编的附件所包括的内容多少不等，以序言和目录为主。

就编排体例而言，实录是按编年纪月的方法进行编排的。

会典在康熙、雍正两朝典、例合为一书，乾隆朝起始将典、例分开，嘉庆朝起典、例、图各自为书。

会
典正文皆按衙门、衙门职掌或内部机构、具体事宜等三个层次分类编排；会典事例在衙门职掌或内部机构与具体事宜下按年述事编排。

钦定方略均统一按时间顺序编排。

私修方略有按时间顺序排纂史料的，也有按某种标准分类排纂史料的。

奏书的编排体例最为复杂，有分卷编排和不分卷编排之分，分卷编排的奏书又可分为按时间顺序分卷编排和按某种标准分层分类分卷编排。

经世文编基本上均按内容所反映的问题分纲设目、分类编排，但每一部经世文编在纲、目设置层次和数量多寡等方面又有差别。

在正文的转录加工方面，清代官方和私人对汇编中谕旨与题奏文书、时间、臣工职衔与姓名的书写方法、衙门或材料记载的次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

这些规定和限定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

不仅如此，各种汇编在材料转录加工的方式方法上也有较大差别。

以奏书为例，有的对每一份档案文件或每一篇文章都撰拟了标题，有的注明了作者或时间，有的转录了皇帝的批，有的删去了奏折的首尾套语，有的甚至对正文也有所删节，等等。

5．编纂与校对环节、文本缮写与刊刻。

实录、会典、钦定方略三种官修汇编从开馆编纂到全书告成，中间要经过稿本编纂、修改定稿、满蒙文本的翻纂、正本誊缮与校对、进呈御览审定等若干环节。

这些环节又都有各自的工作内容和具体要求，以保证汇编的编纂工作能按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进行，保证编纂结果能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就文本的缮写和刊刻而言，实录、会典、方略的情况各不相同。

实录的文本制度在入关前未形成定制。

入关后至乾隆以前编纂的实录，均有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三部，分贮大内、皇史和内阁。

乾隆以后编纂的实录和补缮的前朝实录均包括有小黄绫本满蒙汉各一部，进呈御览发下后贮内阁，大红绫本满蒙汉各一部贮皇史、满汉各一部贮盛京，小红绫本满蒙汉各两部分贮内阁和乾清宫（《德宗景皇帝实录》除外）。

会典有满、汉文本之分。

汉文本除进呈正本外，还有陈设本、发交武英殿刊刻底本即殿本、尊藏皇史文本和存贮内阁文本各一份。

满文本据嘉庆朝的记载，在进呈正本之外，只有陈设本和殿本各一份。

康、乾时期编纂的部分钦定方略也有满汉文本之分，但乾隆以后编纂的钦定方略是否也有满文本不见记载。

汉文方略除有进呈正本和陈设本各一份外，还有发交武英殿刊刻底本一份。

光绪以前，钦定方略和会典成书后即交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刷印，光绪以后改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等衙门刊刻刷印。

刊刷告成后根据需要在不同的范围内颁发。

其颁发的范围主要包括：（1）陈设于紫禁城、盛京等处；（2）赏赐王公大臣等有关人员；（3）颁发给各级衙门以备参考；（4）颁发给有关机构收藏；（5）广为颁发，主要是学校等，以供士子研习。

从实录、会典、方略等档案史料汇编的编纂机构设置、编纂官员任用、编纂校对环节、材料征调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封建皇权对档案史料编纂的影响和控制。

一方面，皇权的高度集中既给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材料的征调等带来了方便；但另一方面，皇权的控制和干预又给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简评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1）清代的档案史料编纂是中国封建社会档案史料编纂的延续和总结，在中国档案史料编纂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继承创新的重要作用，其理论和实践都集中国古代档案史料编纂之大成。

一方面，清代不仅承袭了清以前历代的全部汇编类型，而且清代所编纂的档案史料汇编，从内容到形式，大都以前代的汇编成果为范本，体现了封建文化内在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清代的档案史料编纂活动，虽然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清代又不完全拘限于历代传统，而是结合自身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和现实政治、时代的要求有所创举和发展。

如清末以向社会公布档案史料的官报的创办，开辟了档案史料编纂的新途径，开创了近代公布档案史料的先河。

（2）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所产生的汇编成果类型多样、卷帙浩繁，由于在编纂过程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内容丰富、叙事详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宫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使其不仅能在当时政务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清代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的编纂和各种官私修史籍的撰著提供了系统的材料来源。

不仅如此，而且清代档案史料汇编选题角度的多元性、编排体例的多样性、选材范围与途径的广泛性、侧重性、交叉性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还决定了清代官私修档案史料汇编之间能够互相补充、互相保存彼此不载或载而不详的材料，从而使清代大量的档案史料得以通过汇编的形式保存、留传至今，为后世留存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今天从事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3）清代在继承历代逐渐确立的有关档案史料编纂各项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活动的开展，不断地加以补充、完善，建立了一整套适应自身需要的档案史料编纂制度。

这些制度涉及到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各个方面，为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今天的编纂工作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但是，由于清代的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巩固其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的，这就决定了清代的档案史料编纂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档案史料编纂受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控制和干预。

官修汇编题目的选择，编排体例的确定，材料与史事的纂入与否，刊刻、印刷的数量，发行的范围，甚至字体、字画等等，事无巨细，都要“仰禀宸裁”、“上烦笔削”。

不仅如此，私人档案史料编纂也常常受到皇帝的审查和干预。

（2）汇编选题受时代的局限，范围狭隘。

清代虽然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编纂了一些新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但从总体看，仍以封建社会传统的汇编选题为主。

即档案史料汇编的选题仍偏重军政而轻略经济、科技与文化。

而且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社会，偏重于军政内容的汇编选题，大多数又是围绕封建帝王进行的。

（3）选材片面。

偏重皇帝的谕旨和臣工的奏章，而忽略了其他类别的档案文件，如官府衙门之间的各种上行、平行、下行往来文移等。

（4）漏选材料。

其中虽有因材料佚失不全或因编纂者认识水平、知识水平的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任意取舍材料所致。

这可以说是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在选材上的一大弊端。

（5）转录加工中删节材料、修饰文句、漏载史事、篡改史事等现象比较严重。

这不仅违背了档案史料的转录加工必须忠于原文的原则，而且损害了材料的完整性，影响了档案史料汇编的可靠性。

（6）档案史料的公布受到严格限制。

（7）具体的编排技术有多种不足。

存在着诸如目录过于简单而不便翻检，所收录的档案文件未列标题或标题与。